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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 次 更新时间: 2017-09-18 16:10:10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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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古为今用”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
·王君
标签: 古为今用 毛泽东军事思想

    摘要:“古为今用”的含义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为今天的现实服务。毛泽东继承《孙子兵法》等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古为今用”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古为今用;毛泽东;军事思想
    
    “古为今用”作为毛泽东关于文化继承(包括历史借鉴)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为今用”4字最早见于1964年2月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一封来信的批示中。虽然毛泽东一生并没有对“古为今用”的含义加以阐明,但是,我们通过对毛泽东一系列相关论述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确定“古为今用”的含义,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先后使用过的表述有“批判的总结”、“承继”和“批判地接受”、“批判地利用”等。)历史遗产,为今天的现实服务。这里的“历史遗产”,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说,对于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我们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要研究它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中国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无数对我们今天十分有益的思想文化宝藏。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后,更是如此。毛泽东告诫全党:“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的实践来看,毛泽东一生几乎触及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哲学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和道德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限于篇幅,仅就毛泽东继承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而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即“古为今用”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两者之关系加以简要的论述。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无民主,外无独立,人民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权利,因此,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创建了人民军队。然而,中国革命战争长时间内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严重局面。如何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远优于我们的敌人?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领导过革命战争。列宁、斯大林虽分别领导了十月革命和反击14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以及苏联卫国战争,但因欧洲的特点而比较多的是采用常规作战方法,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很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曾经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等正规战的打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红军没有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长征。因此,必须找到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古代战争频繁,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写下卷帙浩繁的兵书,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从各个角度总结战争规律的传统军事文化。这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是很有益处的,可资借鉴。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兵书,是把对立两端的辩证思维运用于军事斗争的杰作,至今仍具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十分看重《孙子兵法>。他曾说:“在几千年前,中国就有这样的兵书,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读过《孙子兵法》。现存的《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所做的课堂记录和读书笔记)中,记有与孙子有关的故事和《孙子兵法》上的名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期间,凯丰责备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还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对这件事,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及:打仗的事怎能照本本去打,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自己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再去翻了翻《孙子兵法》。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1939年,当毛泽东知道郭化若在研究孙子时,很高兴地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建国后,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出版发行。1973年,毛泽东批示郭化若,要他对所著《孙子今译》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后重新出版。可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是极其重视的。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孙子·谋攻篇》)这句话。他一方面称赞这个精辟论断,另一方面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解释它,赋予它新的含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写道:“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指出,战争不是神秘莫测的,它与世间其他事物一样有其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由于交战双方各种因素的千变万化,才使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带有“盖然性”。尽管如此,只要“知彼知己”,就能“百战不殆”。战争指挥者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正确判断敌情,做好充分的应敌准备,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从而确定作战方案,最终战胜敌人。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和发挥,孙子的这个军事格言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
    《孙子兵法》中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都为毛泽东所继承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例如,孙子提出在战争中要力争主动权和灵活应变。他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虚实篇》)意思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他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意思是说,打仗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变化,最终取得胜利的,就叫做用兵如神。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在革命战争中,他十分注重作战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问题。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然而毛泽东自己却对此运用得娴熟自如,他指挥中央红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败了敌人的三次“围剿”,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出奇兵”更是他的平生得意之笔。
    毛泽东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则。孙子说:“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专”通“抟”,本意为把分散的东西聚集成团,这里指集中兵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这样,我们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从而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态势。孙子主张:“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孙子·谋攻篇》)意思是说,用兵作战的方法,我之数量十倍于敌人就包围他,五倍于敌人就攻击他,两倍于敌人就分散他(好把他消灭)。毛泽东把历史经验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指出,“集中兵力”是取得战争主动地位的“首先的和主要的”条件。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改变进退的形势”,“改变攻守的形势”,“改变内外线的形势”。他反对处于劣势的红军实行“全线出击”或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他认为,“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他论述道:“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要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毛泽东关于我军应进行歼灭战的论述,也同《孙子兵法》有渊源关系。孙子主张:“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孙子·谋攻篇》)所谓“全军”、“全旅”,就是把敌人全部地歼灭或降服,这是上策;所谓“破军”、“破旅”,就是仅仅将敌击破而并未完全消灭掉,这就差一等了。毛泽东要求我军必须打歼灭战,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所以我军只有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和歼灭战,才能逐渐改变这种力量对比。毛泽东形象地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毛泽东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兵力,包围敌人,努力把敌人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
    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例如,《孙子兵法》一开头就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有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计篇》)孙子所云之“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计篇》)孙子解释说,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相一致。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可以为君主死,为君主生,而不怕危险。可见,孙子把政治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它是关系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站在人民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吸收并从根本上改造了古代军事家的思想,把它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军事政治学说。毛泽东非常通俗地阐述过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他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毛泽东在其军事政治著作中深刻指出:战争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用以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因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进行政治动员,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使全体官兵“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使全体官兵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为祖国的独立而战、为人民的解放而战。这样,军队就会“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除了《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其他兵典、史书乃至文学作品中阐述的丰富的军事学思想,也为毛泽东所继承并加以改造升华。例如,毛泽东将东汉班固肯定项羽的“先发制人”的战术加以改造,提出“后发制人”的战略原则,用以说明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要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诱敌深入,待机破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举了《水浒传>中林冲踢翻洪教头的例子,来说明“后发制人”的重要作用,并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再如,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在战争全局上都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伟大气魄,但是,他们在进行具体的战役战斗时,都表现得比较谨慎,即所谓“慎战”,主张“慎以行师”、“有备无败”。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并结合自己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和“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等著名论断。毛泽东还十分赞赏孙膑的“围魏救赵”的打法和“驷马之法”,并把它们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军事典籍是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宝库。毛泽东认真研究古代军事家的思想和他们指挥战争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传统军事文化的精华,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这在军事哲学、军事战略、战役指挥以及具体的战术运用等各个层面上,都有鲜明的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也使我国古老的传统军事文化焕发光辉,著称于世。这充分说明,“古为今用”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创立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对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注释:略。
    
    (王君,佳木斯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来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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