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有效促进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维持地球生物圈自身的动态平衡，已成为2l世纪全球环境政治的主流话语，为此，世界各国都在尝试发展中的绿色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率先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和先进的执政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离不开构建路径的选择。中国在探索、设计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中，应立足中国国情，以全球化的视野，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生产力的创新、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文化的创造等方面来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正义；生态文化

如何有效促进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维持地球生物圈自身的动态平衡已成为21世纪全球环境政治的主流话语。为此，世界各国都在尝试发展中的绿色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和先进的执政理念。但我们应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任务，更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和能力的考验。中国在探索、设计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应冷静洞察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转型过程中的做法与导向，立足中国国情，以全球化的视野，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生产力的创新、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文化的创造等方面来构建中国的生态文明。

一、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环境新秩序，抵制生态帝国主义

“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罗斯比提出来的，意指生态上的帝国主义扩张。纵观世界史，可以发现“发达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程度的是通过殖民地掠夺与产业结构梯度转移的方式实现的。”他们是通过将本国自然生态问题转嫁到不发达国家而实现现代化的。他们的现代化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既有自然生态环境的空前破坏。这“是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双向度掠夺和双重剥削，是一种彻底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所以如今环境问题更为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其环境危机带有全球化特征。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离不开全球化的视野。须在全球号召构建一种公平正义的全球环境新秩序，抵制生态帝国主义。

首先，构建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在全球的公平分配机制。自然环境中的物质依据对人的效用，可分为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中国必须联合一切有诚意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国家，构建一套环境善物和恶物的全球公平分配机制，以实现环境利益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合理分配，进而实现在全球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在此过程中，可借鉴罗尔斯《正义论》中两条著名的原则：第一，权利原则；第二，差别原则。将这两项原则的分析框架应用到全球环境问题中，便是全球环境的权利原则和全球环境的差别原则。前者要求“国际社会确定一个适用于全球范围的针对每一个人的最低限度的接纳环境恶的安全标准和享受环境善的分享标准。”后者要求现实存在的全球环境权利的不平等安排中必须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使得国际社会中最弱势群体能够得到优先照顾。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发展中国家同样享受到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其次，构建全球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全球环境利益分配中的共享原则。分析全球环境危机时必须认识到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事实上的生态剥削。这种生态剥削在殖民主义时代，主要通过资源掠夺直接完成。在和平年代，一方面，主要通过诱导落后国家发展依附性经济模式而完成生态剥削。例如西欧和美国，利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诱导边缘落后国家种植茶叶、甘蔗、可可和反季节鲜花等农业经济作物，“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从属性的和殖民地的经济就被调整为专门生产若干商品，有些地方还是单一作物。这种转变对环境后果是有害的。在广阔区域内，多样化的农业越来越被单一种植所取代，这样做常常耗尽了地力，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在病虫害面前变得脆弱”，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了严重受市场波动的劳动力。在世界发达资本的控制下，陷入饥饿和贫困。另一方面，通过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而完成生态剥削。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生态剥削严重地损害了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潜能。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作出补偿，以实现全球环境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共享原则。在补偿方式上，一方面，应督促发达国家实现环保高科技的技术分享，帮助落后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替代高耗能、高污染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免除落后国家的经济债务，帮助落后国家开发国民经济自主发展的潜能。

二、以创新为驱动，实现生态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创建和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生产力基础。2l世纪的中国要想成功实现生态文明的转型，必须要有一种生态生产力的基础。这是一种建立在工业生产力基础上，且比工业生产力更为先进的先进生产力样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起点是以落后农耕生产力为主要基础。工业文明的建设无论从时间的跨度，还是整体发展的质量都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语境中，意味着必须实现欠发达的工业生产力到生态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着的生产力基础的严峻挑战。

中国实现生态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根本途径在于创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这个号召正是在对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弊端的认识基础上，在构建生态文明语境下提出的。通过创新，一方面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和引擎，另一方面可以为生态文明的构建奠定先进生产力的科技基础。

以创新为驱动，实现生态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创新生产力价值判断衡量坐标。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物质性力量，不是独立社会存在物，总受一定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所影响。生产力作为衡量人类生存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坐标系，一直以来被人类看作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索取自然的力量象征。“新技术的发明、较为复杂的生产过程的使用以及更多资源的使用，都可以视为进步，是人类社会能力的增加，是以此来改造环境，利用环境的各种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发达就是先进的同义词。这种工业生产力单向度地开发自然，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无以为继支撑人类发展的局面。必须创新生产力衡量坐标，在生产实践中，将能否有效实现生产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再利用作为生产力是否发达的衡量标准。而生态生产力就是这样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否则，开采自然资源的能力再强，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再高，若不能无害化消解生产废弃物，若不能实行无污染生产，若不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平衡并重，这样的生产力都应被视为落后的生产力，为社会所否定、抛弃。

第二，创新生产相关的科技、工艺流程与制度，实现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以来，在国家工业化道路上，中国一直以移植模式的路径，引入先进国家生产力，力图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围堵与技术封锁，不怕挑战的老一辈领导人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并在国防工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还是改革开放后，引进发达国家先进工业化生产技术与管理机制“突破由落后、一般、先进逐级递进的传统发展路径，实现本国生产力的超常规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工业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在全球还是新生事物，生态生产力是一种以实现自然资源在社会系统内的梯级利用和闭合循环的生产力，“在生产的工艺流程和技术应用方面都要比传统工业生产力更为复杂和多样”，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移植，所以必须创新。通过挖掘式创新和探索性创新，实现工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转型和升级。虽然转型过程中，从短期经济收益来看生态生产力并不占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先进生产力的未来方向。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自人类诞生以来，劳动便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文明。劳动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人的生命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类发挥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活动方式。然而，在私有制产生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使得人类丧失了劳动的私有财产这一主体本质，劳动的结果——产品不再是作为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晶，而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成为相对于劳动者而言的异己存在物。“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逻辑将劳动者作为人该有的主体性消解殆尽，将人降格为为资本谋利的手段、生产力要素的一部分，成为实现资本利润的工具。“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者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丧失了主体性、完整性，从而也就降低了作为人的那份责任意识和自觉行动，丧失了对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整体把握。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必然追求高消费，因为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异化劳动使得人的主体性的创造力无从发挥，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只有在消费中，才能补偿其在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人们于是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这也是工业社会物欲横流的一个现实特征。同时，“资本主义经济遵循这个原则：‘积累或死亡’。增长不是经济和社会福利这种目的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为了实现增长的目的，为了实现资本剩余价值的动机也进一步刺激着大众消费，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高消费、高耗能的本质特征。

所以，中国在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中，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做到克服劳动的异化，“从原则上讲，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增长则被看成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经济增长为人的发展服务。劳动体现其本质作用——财富创造过程和人的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手段，也是目的。生产是创造财富的手段，生产过程是人的自我实现：人自由全面地施展创造力。只有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得到消除，人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才会被充分唤醒，人的本质——自然的人才会引导生产过程中对整个自然界——人的无机身体的关爱与呵护，实现生产性正义。

虽然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劳动异化、生态破坏同样存在，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而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一种历史包袱。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个人中心主义、群落中心主义的竞争文化导致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生存压力，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实施赶超战略的路径所致。

四、加强生态启蒙，形成生态文化，实现大众价值观的生态取向

近代以来，中国无论从国门被打破，被动感知列强入侵所带来的西方文明，还是改革开放后，主动敞开国门，积极融入全球化所进行的文化交流，都由于国力的相对弱小，在与西方强势文明的互动关系中，更多的是被影响甚于互相影响。中国在西风东渐，充分感知西方启蒙理性与工业文明的科学至上主义的内核，利用西方工业文明促进国家物质力量的强盛的过程中，也日益遭受工业文明价值观的浸淫。为此，中国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在全国进行一场影响深刻的生态启蒙运动，瓦解资本主义对人类价值观的侵蚀，消解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以期唤醒大众的生态危机意识。因为没有深刻的生态忧患意识，生态文明的构建便失去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必须使大众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人类科技多发达、精深，人类文明的发展最终受制于自然生态提供的条件。必须使大众对人类自然生态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充分觉察文明因自然生态退化而导致的“衰退和最终的崩溃往往是很漫长的事情。例如，苏美尔的第一批文明社会的衰退就发生在1000年中，而这个过程中的各代人未必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已经被锁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之中。即使崩溃来的相对较快（比如复活节岛和玛雅的情况），但这一时期问题严重的迹象也未必对当时人显得十分明显。”正是这份隐蔽性，使得人类不易察觉其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导致生态风险一旦爆发，将突破人类可控范围，给人类发展带来灭顶之灾。同时，由于“生态风险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的特征，其爆发与危害很难在短期内肃清。”所以，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生态风险防范与治理并重。而这首先离不开大众的思想认识。为此必须多渠道对大众进行生态启蒙。启蒙的方式应从知识教化、法制规范、模范引领相结合的途径进行。

第一，知识教化。首先生态知识的教化必须从娃娃抓起。将生态知识中的环境保护、生态风险、环境史等整理形成系统知识，融入九年制义务教育，利用国家教育制度，提升国民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其次，利用现代媒体、智能手机、微信、公众场合宣传标语等多种途径增加大众对生态破坏的感知认识，增强环境破坏的场景宣传（以图片、图画等形式），通过增强民众生态知识的普及，从而增强民众的生态理性认识。

第二，法制规范。以法制规范民众的生态行为，从而固化大众生态意识。意识作为人类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流变性和永动性，为了将生态意识上升为生态理性，内化为较为稳定的生态价值观，必须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法制的强制力对民众的负面环境行为予以惩戒，以法制规范的形式引导、稳固民众的生态意识，指导大众恒定的生态价值取向。

第三，模范引领。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所以对以绿色生产、绿色经营、绿色消费的企业、个人，各级政府应每年进行评比、表扬。以树榜样、立模范的正面激励形式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到人心。

参考文献：略。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