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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 2017-10-13 14:21:4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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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指挥漳州战役: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段精彩乐章
·李蓉
标签: 漳州战役 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漳州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显示了红军的顽强战斗力,更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它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一段精彩的乐章,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次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一、临危受命,参与决策
    
    毛泽东是在红军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临危受命,参与军事决策,提出漳州战役计划的。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夺取赣州、吉安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就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苏区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赣州守敌不多,较易得手,因此决定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
    1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中央局讨论打赣州问题的会议上发言,反对攻打赣州。毛泽东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1月下旬,毛泽东遵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到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毛泽东并未好好休息,而是静观国内形势,特别是日本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同时,还坚持给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政府的要求等等。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2月3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主力攻占离赣州15公里的潭口,准备包围赣州。国民党守敌3000人及赣南各县地主武装5000人撤兵进攻,依城垣固守待援,赣州战役开始。红军攻打赣州城,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进行强攻,仍未能攻克,后敌援兵秘密入城,红军腹背受敌,伤亡很重。3月7日,朱德令董振堂的红五军团第13军驰援,掩护红三军团撤出战斗。长达33天的赣州战役,红军伤亡3000余人。正如聂荣臻3月11日在《红星》报第11期上发表《红军撤围赣州》的文章所说,“赣州是赣南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是赣南地主阶级的最后支撑点,在地势上具有天然的险要和人工的坚固”,在敌情上,守军“与豪绅地主又结了不浅的姻缘”,“所以赣州的夺取,绝不是很容易很随便很短的时间所能奏效的了”。[1]
    正所谓“兵败思良将”。3月上旬,“中革军委”致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专程赶到东华山古庙见毛泽东,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并转交了“中革军委”来电。毛泽东二话不说,立刻下山,冒雨回到瑞金,并复电前线指挥部,提出大胆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4军的支援下,红三军团已经解围脱险。
    赶赴前线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检查攻打赣州问题。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在思考和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聂荣臻认为:“屯兵于坚城之下,不图消灭敌人活的力量——城外之增援部队等。而专围着死的城池,极容易被敌人出击一点,遭受打击。”还提出:“我们应当要充分利用以上的经验和教训,打起我们新的战斗精神,充实我们的战斗实力,彻底消灭敌人。”[2]
    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出席并指出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会上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会议还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进行作战。
    此前3月12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规定以第4、第15军编成红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王良为第4军军长,罗荣桓为政治委员;黄中岳为第15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3月15日,“中革军委”任命陈奇涵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第4军政治委员。[3]随后,林彪和聂荣臻率红一军团进行整编。毛泽东在南康县唐江镇参加红一军团任命新领导的团以上干部会,并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3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应赤化赣江西岸,并相机夺取几个城市;命令中路军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并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3月19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红一军团行军北上,向宁都集中。
    
    二、审时度势,精心谋划
    
    毛泽东以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的眼光,审时度势,精心谋划,在计划的实施方面,既争取了所率主要将领林彪、聂荣臻的理解和支持,也同当时中央局领导人周恩来取得共识,从而使漳州战役计划得到批准并执行。
    在北上的途中,毛泽东向总指挥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敌人力量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闽西地区发展的主张,得到他们的赞同。1932年3月21日,林彪、聂荣臻在听取毛泽东的说明后,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认为:“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纳)毛主席意见。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4]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并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3月27日、28日,毛泽东在瑞金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意见得到会议采纳。此后,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由毛泽东率领攻打龙岩,向东南方向的闽西发展。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赶到长汀,向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主要指挥员传达会议精神。接着,又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并作东征动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向闽南方向而不向其他方向发展?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形势和红军向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1)向北,这是中央局原指定的方向,但不可行。毛泽东指出: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2)向西,也不方便。毛泽东指出: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3)向南,也不合适。因为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4)向东,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3月30日,毛泽东在福建长汀就东路军行动问题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建议:“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漳、泉,指漳州、泉州。毛泽东还指出:“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据当时的敌情来看,直下漳州也是可行的。因“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此时的红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毛泽东还报告说:“我明日去旧县晤谭张。”[5]谭张,即指负责地方工作和地方武装的谭震林和张鼎丞。
    4月1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后,从江西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随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和保障前线的需要。毛泽东则按向漳州、泉州方向开进以调动敌人开展新局面的计划,亲率东路军行动。
    为了实现作战计划,毛泽东把握全局,精心谋划,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加以协助。还在3月31日,毛泽东即从长汀去上杭的旧县会晤红12军政委谭震林及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途中得知红12军占领上杭,毛泽东星夜到汀江坐船赶往上杭。次日,在上杭了解情况,向谭震林、张鼎丞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毛泽东率军开始了打到外线、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的行动。
    
    三、漳州战役,战果辉煌
    
    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建议得到接受和支持,并决定由他率领东路军发起,经过红军战士的奋斗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辉煌战果的战役。
    战役前,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汇报了漳州战役计划,得到大力支持。1932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上杭致电周恩来,指出:“我昨日到上杭,商应敌布置。”然后去白砂和林彪、聂荣臻会合。“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日赴会昌筠门岭、间经武北湘坑、官庄、白砂,于十四日到龙岩。”[6]周恩来接到电报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局、“中革军委”移到长汀。此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所属部队统称中央红军,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和指挥。
    1.漳州战役拉开序幕——红军向龙岩开进。4月3日,红一军团离开长汀地区,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4月7日,红一军团经河田、南阳到白砂,与由上杭到白砂的毛泽东会合,商讨歼敌行动部署。4月8日,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到达龙岩西部约50里的大池圩,指示部队隐蔽宿营,不去有敌人守备的小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红五军团也由信丰地区向龙岩开进。漳州战役拉开序幕。
    2.“龙岩胜利”——漳州战役的第一阶段。毛泽东当时称为“龙岩胜利”。
    4月9日,毛泽东部署红一军团就地休整,侦察敌情与地形。毛泽东、林彪、聂荣臻根据对龙岩城的侦察,获悉龙岩城守军是张贞第49师2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不强,遂研究制定袭取龙岩的作战部署,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在地方赤卫队的协助下,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敌张贞部第145旅约2个团,俘敌680余人,缴枪930余支,炮2门。红军伤亡300余人。攻占龙岩城,“为漳州战役打响了第一炮”。[7]当时也称龙岩战役。
    4月11日,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长、政治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经验,研究攻打漳州的行动部署。会议确定的部署是:由罗炳辉率领红12军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军,保障红军攻漳部队的后路和右侧翼;红一军团先在龙岩休整,让敌集中,待红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龙岩胜利”。毛泽东认为:“赣州撤退,入漳应有一战。若能消灭张贞大部,便是剪除粤敌一翼。”昨日胜利原因是:“甲、白砂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然未置全胜,则四十五师解决敌之前哨过缓,否则敌八团及其旅部可望全获。”关于军队行动问题,电报说“在此地驻两天,会合九师即直下漳州”。电报还提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8]
    4月12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报告龙岩战斗情况及下一步行动计划。提出:为便于继续与敌作战,故昨日全体在龙岩休息一日。本日除派一师到适中附近侦察敌情和诱敌外,均在龙岩休息。拟于明日全部到南靖县水潮。4月14日,红五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闽西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以红五军团第13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3军随红一军团进攻漳州。
    3.“南靖一战”——漳州战役的第二阶段。毛泽东称为“南靖一战”。
    4月16日,毛泽东在漳州西北约20多公里的马山,领导东路军总部,组织部队侦察敌情和观察地形。获悉防守漳州的张贞部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扼守着险要阵地。4月17日、18日,毛泽东同东路军总部负责人冒雨到前沿阵地调查,经研究确定了进攻部署。18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进至漳州西北之马山、龙山、金山等地,亲自察看地形。同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董振堂、萧劲光,报告进攻漳州的行动部署。提出:“本定昨日攻击,因两日来大雨蒙雾河水陡涨,敌情地势均不熟悉,因此部队运动和攻击都极感困难。”故“决定明(十九)日晨总攻,以第四军在左为主攻,十五军在右翼为助攻,七、九两师为预备队,从左到右横扫,以期歼灭该敌”。[9]
    4月19日,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守敌发起攻击。林彪、聂荣臻率红4军猛攻敌左翼,占领天宝、十二岭主阵地;黄中岳、左权率红15军在南靖(今南靖县靖城镇)、宝林一带助攻,红五军团第3军为预备队。经过激战,相继占领天宝、南靖。当天晚上,张贞率残部向漳浦等地逃窜。当主攻部队猛攻敌军风霜岭之线的阵地,并以十二岭为主攻目标,在攻至主峰最后一道防线时,因守敌据险抵抗,红军一度受阻。此时,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令部队加强兵力,从五峰岭向十二岭俯冲。敌军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消灭全部逃敌。驻守漳州市内的敌军闻讯后出逃。国民党军第49师师长张贞,从前线败退城内,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逃走。
    4.攻占漳州——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红军进入漳州城。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城。上午8时,红军部队举行入城典礼,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随队入城。随后,红军又相继占领石码(龙海)、长泰、漳浦、云霄、平和、南靖等地。[10]
    漳州战役,战果赫赫。歼灭漳州守敌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约4个团,俘1670多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飞机2架及大量军用物资。红军伤亡450余人。另据5月1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报告东路军实力和龙岩、漳州战役战绩统计:龙岩、漳州战役共“俘虏二千三百五十九名,缴获长短枪五千零五十七支,弹药十九万五千六百余发,各军战场搜索之人员武器及四军缴获之机枪尚未算入”。[11]红军将领进城后,林彪和聂荣臻还在缴获的飞机前拍照留影。4月2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我军昨日占领天宝、南靖,张贞主力大部被我消灭,一部溃散,俘获在三团以上,现正在清查中。”
    
    四、战役胜利,意义重大
    
    首先,鼓舞士气,提高斗志,这是红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战果的意义所在。红军作战,应该是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为主要目的。但1932年二三月间进行的赣州战役死打硬拼,使红军损失惨重,陷入险境。漳州战役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灵活机动,不仅攻占福建龙岩和漳州,还歼敌第49师大部,缴获飞机2架,筹款百万银元。这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也鼓舞了广大群众,使红军摆脱了赣州战役失利的阴影,以更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
    同时,漳州战役的胜利,“剪除粤敌一翼”,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直接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条件。1932年4月22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指出漳州战役的意义:“南靖一战,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12]事实证明,漳州战役对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漳州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取得战略上和战术上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13]漳州战役,使红军完全扭转了赣州战役久攻不胜造成的被动局面,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更主动灵活的姿态,不仅对敌人造成严重威胁,而且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再次,漳州战役的胜利,使红军在战略战术上更加成熟。在防御和进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运用科学的辩证观点,正确分析战场上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变化多端的情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采取消极的守势防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将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和外线作战战略相结合,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内线和外线、防御和进攻的关系,以消灭敌人为前提。通过总结漳州战役胜利的经验,毛泽东提出:“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毛泽东还指出:“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有很大不同。”[14]毛泽东正是在细致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敌情的基础上,指挥红军打了一场漂亮仗。
    第四,漳州战役的胜利,积累了红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曾提出:在白区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呢?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4月22日,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关键的问题之一是要看是否能够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毛泽东注重探索战争规律,并遵照规律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
    漳州战役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重视根据地人民的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曾以漳州战役为例。他指出:“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外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15]
    
    五、发动群众,影响深远
    
    漳州战役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2年4月20日,红军开进漳州城。据林彪、聂荣臻当天报告:“我军到漳除警戒及巡察外,余均驻城外,城内秩序甚好。”毛泽东也电告周恩来:“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16]
    人民群众欢迎红军,是因为这支军队纪律严明,专为群众办好事。红军早已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在赣州战役期间,红军就规定:“红军进到赣州城的头一分钟,就需要执行革命纪律,维持革命的秩序……执行全苏大会的一切决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经济政策、劳动法、土地法。”[17]红军虽然没有长期占领漳州的计划,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都是红军的主要任务。4月20日,林彪、聂荣臻的报告称:两天后,各部队将分散在南靖、天宝、漳浦等地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
    4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区总检查和第二次行动等问题。会议决定:准备随时打击入闽的粤军;向地主豪绅筹款;搜查反革命分子;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分发谷物给群众。4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粤敌有从永定、平和或诏安入闽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向北杭、武、岩、永四个全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入赣北上。”毛泽东还关注小苏区的创建。“据云:南靖、平和、云霄、漳浦、龙溪五县相交之龙溪圩,距漳州八十里,有一红色游击区,群众约四万,漳州南乡有一个六十人的红色游击队。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18]毛泽东率部撤退前,调拨了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使它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为建立和发展以南靖、平和、漳州为中心的闽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发展闽南游击战,既是随时打击进入福建的广东军阀部队的有力措施之一,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工作。4月22日,他致电周恩来:“其他白区的工作纲领是:(1)公开宣传。(2)秘密组织。(3)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漳州是否建立临时政权机关,以资号召,待数日后看群众斗争情形及环境需要而定。”[19]4月23日,毛泽东领导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等工作。当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误认为是土豪而抓起来,立即召开会议,教育大家分清土豪与侨眷,并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同时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赶快放,赔礼道歉。
    根据红军进漳州后群众的实际情况,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4月下旬,毛泽东会见蔡协民、曾志等,指导成立新的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秘书长。当时有人批评毛泽东,说他不做群众工作,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事实。
    毛泽东还注意对群众进行全国形势和抗日形势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挑起战事。国民党企图通过国联让日本退出中国。毛泽东在1932年1月东华山休养时就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和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本可在上述地区驻兵。面对民族危亡的加深,日本侵略的加紧,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毛泽东要求“反日宣言速颁示”。[20]这个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和态度。反日宣言也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重要内容。5月9日,毛泽东同项英等发表《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劳苦群众坚决起来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放。
    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时局动向。5月3日,毛泽东将进入漳州后收集的上海、香港、汕头报刊的16条新闻摘要,报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其中有:“日向北满增兵,苏联已增兵备战,形势正紧”;“日苏不致开战,日美将先打响”;“红军入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厦者,十余万人,言传红军欲攻福州。港报则称:红军欲入潮汕,帝国主义兵舰集厦门者二十八艘”。曾志后来回忆说:“我从厦门那边到了漳州,见到毛泽东。我跟他到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找了很多书,后来用汽车运到苏区中心的瑞金。”
    红军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没收土豪劣绅、官僚资本的一部分财物,作为救济金分发给失业工人和贫困农民。聂荣臻对个别人在筹款时拷打不肯出钱的富豪等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指出:“我们是红军,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搞到再多的钱,也毫无意义。”随后决定在部队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
    经过广泛的群众工作,红军在漳州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群众参加红军队伍的有900多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有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红军。毛泽东同东路军总部商定,留下40多名具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漳州地区党的工作。经过红军的工作,在漳州、石码工人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有3000多人的秘密工会。5月下旬,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此次工作成绩,共筹款百余万元,缴地主武装一千,招到新兵九百,组织游击队四百五十余名,漳、石工人在我们能号召的约三千人,并建立秘密的工会和党的组织,发谷子四万余石,发盐数石,物资无数。”[21]
    从1932年4月下旬到5月底,毛泽东率领红军在漳州驻扎40天左右。在此期间,红军东路军主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漳州、漳浦、南靖、天宝等地筹粮、筹款,取得很大成绩。4月20日林彪、聂荣臻估计筹足100万元是有把握的。5月6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目前粤军抽出兵力集中向漳州、龙岩进攻的可能性甚少,因此,建议“第三军、第四军、第十五军目前仍应以筹款为主要工作”。5月12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三、四、十五军筹款共约八十万元,共可解六十五万现款到军委。”5月19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三、四、十五军已于十七号各以军为单位集中漳州、石码、南靖,筹款约二十万元。”并建议“训练一星期后,如敌无变化,以三、四、十五军分兵占领华封、永福、白沙、菱石、漳平、杨美静一带,工作十日,仍以筹款为主要工作,工作十日后之行动再根据当时情况决定”。[22]
    漳州战役后,为了提高部队素质,毛泽东指示部队及时整训,同时确定了整训时间和内容。时间原计划两周,后实际约一周。5月1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报告东路军实力和龙岩、漳州战役战绩统计:“东路军(欠五军团总直属队及三军之第八师)现共有人员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五名、马四百三十七匹,长短枪八千五百十七支,手花机枪二百二十一支,轻重机枪七十五挺,迫击炮十七门,手榴弹三千三百六十六枚。”其中,红一军团是主力,“现有人员九千六百九十六名”。[23]
    5月6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5月11日后,部队“训练两星期后,再经华封、永福会合五军团全部及十二军,消灭入闽之粤敌”。“如万一粤敌以不足之兵力轻进至水潮或和溪等处,我军当随即迅速集中力量,将敌捕捉而歼灭之,又如粤敌确已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前进时,则我军不宜求速战,宜一面调集兵力一面整顿训练,然后进击敌人。”5月12日,进一步明确“各军到集中地域整顿训练一星期”。整顿训练的中心内容为:(一)使精神紧张。(二)严密检阅工作,以此实际工作教训和经验教育全体人员。(三)复习以及学习军事政治上应用的基本知识。(四)将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作充分之宣传鼓动。还通报了从当地报刊上得知的当时国际国内形势。[24]
    1932年4月19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5月1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清剿”计划。5月5日,国民党政府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5月中旬,粤军陈济棠3个师侵入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向于都进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面对敌情,毛泽东于5月29日在漳州接到命令,要所部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于是,毛泽东于5月底同东路军领导人部署所属各部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6月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上杭官庄命令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驻地出发,回师赣南。
    
    六、胜利经验,来之不易
    
    漳州战役的胜利令人振奋,但也遭到一些人犯着“左”倾错误的同志的批评和指责。他们对毛泽东不去进攻南昌等中心城市很不满意,于是说毛泽东发动漳州战役,主要是为着筹款,破坏了红军集中的原则。对此,毛泽东坚持真理,也耐心解释,说明事实,红军发动漳州战役绝不是主要为着筹款,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站在今天的角度,当初就是为着筹款,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红军活动区域,通常是在经济不发达、交通偏僻之地。没有经济来源,红军的生存都面临着威胁。但那些犯着“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只是空谈“一省和数省的胜利”,而不知道红军离开给养即基本的物资保障,怎么去作战夺取大城市。
    为着红军的发展,也为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毛泽东敢于对错误进行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漳州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因此,红军需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而东路军深入漳州,恰恰就是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毛泽东对漳州战役在军事方面的不足,也进行剖析和总结,认为:“南靖之敌因在白区,兵力不够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张贞残部不能消灭。十四军、第八师、三十六师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装是足够分配的。”[25]
    经过漳州战役,毛泽东突出的军事才华和领导才能为更多的同志所认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即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受到错误批评、指责。有同志认为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一些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是,周恩来明确表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26]所有这些,都是和漳州战役的胜利密切相关。
    毛泽东率领红军攻打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除了红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还有不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宝贵经验值得回顾和总结:
    一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坚定革命的信念,坚持革命武装斗争,以发展农村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创造和扩大红军,努力促进革命潮流的高涨。毛泽东曾以红4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在他看来,“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正是这种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乐观主义态度,支撑着他的行动。
    二是正确处理城市和乡村斗争的关系,以农村斗争帮助城市斗争,同时克服抛弃城市斗争以及畏惧农民势力发展的错误。毛泽东曾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三是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辩证地处理了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的关系。当时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多次分散的实践,证明都失败了。
    四是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漳州和全国的情况,作到胸中有数。毛泽东曾指出:“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同时他还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五是善于总结红军作战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以及用“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
    漳州战役近30年之后,朱德于1961年2月9日写过一首《经闽西感怀》,生动地回顾他和毛泽东共同经历的这一段军事生涯:“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诗后作注说明:“一九三二年春,毛主席主张以红军一部,由赣东北向福建方面发展,通过出击来巩固和扩大苏区,在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毛主席这一正确的指示,没有被执行,红军的一部主力,反而南下去攻打当时中等城市赣州,结果整个形势,由出击变为防御。这是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整个战略指导思想相违背的。”[27]而漳州战役,则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的生动体现。
    漳州战役是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探索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是多么艰难,从而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2][3][9][11][21][22][23][24]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80、80-81、83、84、86、85、84、85页。
    [4]聂荣臻传记编写组:《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5][6][8][12][13][14][15][16][18][19][20][2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3、265、267-268、269、271-272、271-272、747、269、269、269-270、270、271-272页。
    [7]《红军进漳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页。
    [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17]聂荣臻:《赣州城的夺取和巩固的文章》,1932年2月19日,《红星》报第9期。
    [2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9-390页。
    [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新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97-29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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