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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 2017-12-01 12:20:39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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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建玲 朱与墨:湖南一师军国民教育及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艾建玲 朱与墨
标签: 军国民教育 毛泽东军事思想

    摘要:湖南一师在早期师范教育中推行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课外自愿军,进行军事学习和演练。湖南一师军国民教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成为伟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与湖南一师孔昭绶校长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有深厚的渊源。
    关键词:湖南一师;孔昭绶;军国民教育;毛泽东军事思想
    
    军国民教育是近现代重要的爱国思潮之一。军国民教育是通过对学生及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与尚武精神的教育,增强国民体质,使学生和全体国民具有军人品格与能力,寓兵于民,以达到全民尚武强兵,兴国安邦的目的,即全民国防教育。民国初年,湖南一师在早期师范教育中推行军国民教育,特别是孔昭绶担任湖南一师校长期间,军国民教育实践更是大放异彩,颇值一书。毛泽东后来成为伟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与湖南一师孔昭绶校长的军国民教育思想有一脉相承的渊源。
    
    一、湖南一师早年军国民教育的特点
    
    (一)军事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实现长期化、日常化
    孔昭绶通过将军事教育融进学生日常的体育课的办法来实现把军事教育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当时,第一师范的体育课有五分之三为军事课程,既有理论也有实际。全校学生上5年体育课,基本就是坚持5年军训,实现军事教育的长期化、日常化。为了保证军事教育的实施,学校又采用两个措施,其一,聘请军事师资。具体的是通过聘请退伍军官担任学校体育老师,保证军事技能训练的开展。比如1917年,第一师范在校体育老师一共5个,5个人均为退伍军官。通过请懂军事的军官来校任教,保证了军事教育的师资。其二,教学内容以军事课程为主。其将第一师范的体育课分成5门课,分别是兵式、军事学、普通操、游技(各种体育竞技项目)和武术,5个老师各教一门。其中除了普通操和游技,另外三门课,均是军事教育。兵式,即军事队列和军事基本动作;军事学,即军事理论课。武术,即尚武训练,而且第一师范的武术教学内容齐全,拳术、棍术、剑术、散打面面俱到,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均开课,每个年级教授学生一种实战功夫。通过以上举措,实现军事教育的日常化、长期化。
    (二)组建学生军,实现军事训练的正规化、实用化
    第一师范除了利用体育课坚持日常军事教育之外,孔昭绶校长还直接上书省长直接组建了一支学生军队,把军事教育提高到了正规化、实用化的程度,即第一师范学生课外志愿军。第一师范学生课外志愿军通过以下的方法组织和训练。
    1.以自愿参加为原则,组建学生志愿军
    在校学生,体格强壮、自愿参加第一师范学生志愿军的即可加入。毕业自动退伍。再从新生中选拔新兵,补足兵员。运用这种方法组建学生志愿军。
    2.通过仿正规军编制,实现学生志愿军组织正规化
    第一师范学生军仿正规军编制,依据实际情况略有变化。全军编为一个营,下辖两个连,一连三个排,一排三个班,每班14人,全营满员是269人。由孔昭绶亲自兼任总指挥,由体育老师担任营长、副营长,负责训练。营长以下军官,均由学生担任。例如:当年毛泽东担任一连连部上士。由于他是校学友会(学生会)的主要干部,在学生中有相当的威信,加上他是全校唯一有过正规军经历的学生,他在一定程度能够指挥这支准军事组织。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此,通过仿正规军的编制实现了第一师范学生志愿军军事组织的正规化,并且纪律严明,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在兵祸连天的动荡岁月,护校得力、使得学校弦歌不绝,办学得以为继。
    3.通过严格军事训练和日常治安任务实践,实现学生志愿军的实用化
    学生志愿军有严格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训练安排。每周均进行一次军事学课,或者进行一次集体行军、演习,每学期都练习打靶和拼刺。其他时间,日常分排分班保持基本训练,同时承担校内和附近社区的站岗、放哨、巡逻等治安任务。
    
    二、湖南一师早年进行军国民教育原因
    
    1916年l0月,孔昭绶为了创办湖南一师学生志愿军,曾经给省长兼督军的谭延凯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呈文中比较详细介绍了他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呈文中讲述其创办学生志愿军的四个原因,此外再加上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孔昭绶的抱负两个原因,一共有如下六个原因。
    (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
    当时的教育部发布过《注重尚武精神》的训令,因此,搞军国民教育,是符合国家教育部的要求的。
    (二)“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
    1916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军备、穷兵黩武,而我们国家却无动于衷。按孔昭绶的原话:“东方病夫腾讥万国,大陆欢眠日趋危险。”世界各国把我们笑话成东方病夫,中国还在沉睡中,不知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亡境地正在一步步迫近!所以,搞军国民教育,这是顺应世界潮流。
    (三)“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
    孔昭绶在呈文中这样说:“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几十年外交都是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中国之所以挨打就割地就赔款,因为中国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孔昭绶因此痛感“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只有靠全体国民的铁血精神,靠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有公理和和平。孔昭绶痛心疾首提出:“学校提倡尚武精神,诚为今日之要义,而不容稍缓者。”
    (四)“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世界上的军事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征兵制,即公民义务兵制度;另一种是募兵制,即雇佣兵制度。民国初年,中国实行的是募兵制,所谓吃粮当兵,当兵是一个饭碗,一种谋生手段。1911年,毛泽东曾经加入湖南革命新军,一个月军饷七块大洋。当时的警察,每月起薪是六块大洋。可见,当时去当兵是一种被雇佣关系,而不是出于保卫国家的义务。既然是被雇佣关系就没有人会为了一个饭碗去不惜生命,所以想靠雇佣兵来保卫国家安全那是妄想。孔昭绶坚决反对这种雇佣兵制度,认为“非实行征兵无由储蓄最大之战斗力”。那么怎么实现由雇佣兵向义务征兵制的转变呢?孔昭绶认为可以师范教育实行军国民教育为突破口,他说:师范者,教育之种子也,故就师范生而锻炼其当兵资格,使为小学教师再散其军国民教育种子于全国青年,则人尽知兵。异日实行征兵,人人知有当兵之义务,自人人具有当兵之志愿,各愿出头颅颈血以捍卫国家。通过在师范生中普及军国民教育,以此作为种子,以后师范生们走出校门,走上讲台,再把这个种子传播给全国的下一代,由此培养一代青年的国防意识,奠定我们国家实行义务兵制度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孔昭绶作为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教育改革家,为了整个中国军事制度的根本转变,为了中国未来的国防事业发展所做的深谋远虑。
    (五)为了保护市民,维护社会治安
    辛亥革命之后,南北军阀连年混战,湖南地处南北军事势力混战之要冲,每逢南北开战,湖南都变成主战场。而在长沙,又以城南湖南一师这一带受害最深,因为当时粤汉铁路正好从旁边过,交通方便,各路军阀部队总是从这里经过。当时的军阀部队军纪涣散、烧杀抢掠,作恶多端。加之军阀来去,政权更迭之间,也经常留下权力真空,一些散兵游勇和社会无赖趁机作乱,搞得匪患猖獗。所以每逢开战,湖南第一师范周边地区就乌烟瘴气,社会治安一片混乱,老百姓苦不堪言。面对实际情况,孔昭绶组织学生志愿军挺身而出,担负起承担社会治安和社会救助工作。比如,在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第一师范就在学生志愿军的基础上,成立了警备队和妇孺救济会,妇孺救济会即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站岗放哨,四处巡逻,援救市民,维护治安。在当时的第一师范校志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湘省战争频年,每遇南北军退、匪风猖獗之时,本校由本军(学生志愿军)内组织警备队,并设妇孺救济会,保护一切,间或巡逻城内外,以维公安,盖颇著成效云。”由湖南一师学生志愿军站岗放哨,救济难民,维护治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六)孔昭绶“男儿何不带吴钩”的军旅情怀
    重视军国民教育,成立学生志愿军还源于孔昭绶的个人抱负。孔昭绶是南社会员,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有一腔热血壮志。他是个读书人,研习法律,投身教育,但是他身上有一种尚武气质,内心深藏着军旅情结,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壮志豪情。比如湖南一师的学生志愿军,他就亲自兼任总指挥;1918年6月他辞去湖南一师校长职务后,曾投身军界,当了一个少将参谋。可见,他在第一师范大力推行军国民教育,组建学生志愿军,这与他个人这种强烈的尚武气质、军人情结是分不开的。
    
    三、湖南一师早年军国民教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湖南第一师范的校歌里最后一句,叫“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湖南一师培养的毛泽东乃当今世界毫无争议的有雄才大略的万夫之雄。这样一位旷古少有的军事奇才是如何铸成的?在我们看来湖南一师军国民教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具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成世界级的伟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全民皆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跟孔昭绶的军国民教育中的普及军事教育、重视国防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也一直最重视的国防建设,搞两弹一星,加强国防,都跟他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孔校长“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的思想和大力推行的军国民教育理念有关系。湖南一师军国民教育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毛泽东战争与和平对立统一的辨证观奠定基础
    孔昭绶反复强调的“世界惟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武装可以企和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这段经历不仅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培植了尚武精神,还使他较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和谋略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他临危不惧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争谋略。特别是两次“护校”的成功,促进了毛泽东对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不可得,以武装求和平则和平得,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的初步形成。在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以及国共重庆和谈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一直运用他的战争与和平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给借和谈之名暗中部署战争的国民党迎头痛击。同时建国以后,毛泽东也一直最重视的国防建设,搞两弹一星,加强国防,并向世界宣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靠强大自己军事力量来悍卫和平的思想和孔昭绶的警醒和教诲不无关系。
    (二)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奠定基础
    湖南一师在当时孔昭绶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文化课中还精选了许多中外军事名著进行教授。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载了大量老师讲课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条目,其中包括国文老师袁仲谦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的笔记,如他记有“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各用所当,此为器使人”,“兵者,国之卫也”,“被征服民族不自由”和孙武的谋攻篇等军事方面的记录。《讲堂录》中涉及的军事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曹操、孙权、诸葛亮、孙武、吴起、管仲、商鞅、汉光武帝、张良、谢安、陶侃等,还有外国的大军事家凯撒、拿破仑等。可见学校开展的军国民教育既有术,军事术科训练;更有学,军事谋略思想的修养。毛泽东没进过军校和讲武学堂,其早期军事思想和谋略主要来自湖南一师当年的军国民教育。
    (三)为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在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作为旧址景点的阅报室里,展出了一些当年毛泽东求学时喜欢看的报刊。一张1917年6月15日的长沙《大公报》上,有一篇《呜呼法律》的社论文章,作者署名为天籁。文章开篇即说:“中国之有势力而无法律久矣,矧在今日,纲纪陵替,强权代兴,度唯有武器犀利者乃可操最后之胜利。”文章批判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法律虚设,无法无天,武力强大者把持天下。孔昭绶在日本留学时学的就是法律,该文作者天籁是否孔昭绶尚待考证,但《呜呼法律》一文的思想与孔昭绶《试办学生课外自愿军》的报告书和《国耻日演讲》的思想如出一辙。毛泽东在这样的文章熏陶下,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8月7日,参加八七会议,当大会主席李维汉宣布各位代表同志叫以发言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以亲身的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特别是自动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只重政治专做民众运动而不重视军事的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痛定思痛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正式提出“须知政权是枪杆子取得的”。1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召开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大会上,他进一步阐释,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帮助,要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组建专门的军队,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至此,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后来又指出:“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四)对毛泽东的义务兵役制的建军思想奠定了基础
    孔昭绶在《试办学生课外自愿军》报告书中说:“人人知有当兵之义务,自人人具有当兵之志愿,各愿出头颅颈血以上卫国家。”这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在1927年秋,毛泽东就向秋收起义部队指出,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作战。”这与孔昭绶当年办学生课外自愿军所提倡的义务兵役制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他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开宗明义地规定“红军宗旨是民权革命”。这就初步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与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志愿承担“社会治安和社会救助工作”的为居民服务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建国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出兵朝鲜,在以什么名义出兵上,毛泽东也颇费思量,如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就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与美英等14个国家的联合部队和南朝鲜进行战争。这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深思熟虑后,决定以中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名义出兵,部队名称就叫人民志愿军。其灵感与孔昭绶当年办学生课外志愿军不无渊源。
    
    参考文献:略。
    
    (艾建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毛泽东纪念馆教授;朱与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副教授)
    
    来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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