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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 次 更新时间: 2017-12-22 11:52:0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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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葆:《遵义会议决议》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十年前,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在党内两种军事思想激烈斗争中诞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仅对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此谈点认识。
    《决议》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决议》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八年春,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中产生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初步形成红军的作战原则;一九二九年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是红军建军原则形成的标志;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三○年春,毛泽东同志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表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本形成,通过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一年夏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了。但当时除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军原则有较系统的阐述外,对反“围剿”中形成的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尚未有系统的论述。在此期间,从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等文和红军几次反“围剿”的命令(如《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三个命令》等);从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朱德同志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中,虽可见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但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全面、系统地论述和概括,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还是由遵义会议及《决议》在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在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第一次完成的。
    马克思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长征初期,为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为阐明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作了许多工作。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往西北,……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这些工作,对后来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遵义会议上,博古同志作了《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他竭力为“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辩护,把反“围剿”失败归结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原因,激起与会多数同志的不满和愤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回顾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对历次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对比。他们在会上所作的系统发言,便成为后来《决议》形成的思想基础,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发言,更是《决议》内容的主要依据。因此,《决议》在总结红军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时,也就系统地总结了红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说《决议》较系统地反映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是因为《决议》首先简要阐明了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积极防御方针:“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围绕积极防御的总方针,《决议》还指出:在实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运动战、游击战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强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议》指出:“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次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决议》还指出,红军应实行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强调:“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被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等等。
    这些作战原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我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象《决议》这样密切结合反“围剿”战争的具体实践,从理论上给以简明、系统的论述,这在以前的文件和著作中是罕见的,因此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决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战胜党内错误军事思想,成为全军军事指导思想的标志。
    
    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为寻找一条适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指导路线,我党曾作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战争指导路线和军事原则,并胜利地指导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却遭到了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反对。王明、博古等人把外国的军事条令和军事原则生硬地搬用于我国军事领域和革命战争,却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非科学的。直到遵义会议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追随者凯丰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表明,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严酷的事实也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包括一些曾经推行过“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觉悟。他们认识到,只有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以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指导军队作战,革命事业才有可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才有胜利的希望。于是,他们强烈要求结束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怡,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和党的领导岗位上来。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才有《决议》的诞生。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斗争,彻底否定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大争论作出了结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
    遵义会议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写进党中央的决议,作为全党全军领导军事斗争的指导路线和行动纲领,这在我党历史上的确是第一次。在我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过去虽在根据地红军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些军事斗争经验也曾为周恩来等同志所推荐,但作为毛泽东军事路线、毛泽东一整套军事作战原则,却并没有为党中央全部肯定和接受,并正式列为全党全军的军事指导思想和路线。是遵义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军事思想才真正被列为全党全军应遵循的军事指导思想和原则,才使全党全军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军事指导路线。从此,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实践上,《决议》都对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战争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在思想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陈云、刘少奇、李富春等,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了《决议》的基本内容;中央书记处还将《决议》内容,扼要写成《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二月二十八日),分别电告各根据地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分会等领导机关。以后,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如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等)和电报中,都贯彻了《决议》的基本精神;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十二月二十三日)等指导当时军事斗争的重要文件,仍是按《决议》基本精神,结合实际情况而写成;直到后来,党的一些文件中,还体现了《决议》的基本思想。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根据《决议》关于“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精神,在川、黔、滇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大步进退,百折千回,以三万余人的劣势兵力,纵横驰骋于敌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打破几十万敌军的周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一九三五年二月,党中央曾将《决议》内容电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分局,指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方式”。中央分局反复讨论中央《决议》的精神,纠正了项英同志(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热衷于搞大兵团阵地战的错误,实行分途突围,开展游击战争,从而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坚持了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同年二月,党中央将《决议》内容电告红二、六军团,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二、六军团领导机关即根据《决议》精神,批判了夏曦等同志的“左”倾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展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在一年中粉碎了敌人八十个团的“围剿”,毙伤敌军一万多人,俘敌八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一万多支,胜利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任务。
    由于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由于《决议》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军事斗争的指导文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党全军中及时贯彻和运用,便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从而迅速开创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新局面。
    
    第三,《决议》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一书,是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论述其军事思想的第一部著作。它所阐述的人民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增添了奇彩。然而,这部光辉著作的产生,与《决议》有着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对此,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八月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时就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战略问题》一书的题解中也说明:“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显然,《决议》和《战略问题》产生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为着同一目的,有着同一内容。但我认为,《决议》是《战略问题》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战略问题》是《决议》内容的进一步发展。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是因为《决议》所阐述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原则,例如:关于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实行运动战、游击战,反对阵地战、堡垒战;实行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反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等。正是后来《战略问题》着重阐明的基本内容,说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因为《战略问题》比《决议》的内容大大地充实、丰富和提高了。例如:《决议》主要是反对和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战略问题》则反对和批判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主要阐明了红军反“围剿”战争中应循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战略问题》则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全面地、系统地、精辟地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和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等等。所以,《战略问题》,无论是在内容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决议》。
    过去,有些文章在论述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只提《战略问题》不提《决议》,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却忽略了党的集体智慧对这部著作的影响,这样看问题就难免有片面性。诚然,《战略问题》显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才华,和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创性贡献。但也要看到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对党领导的长期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科学总结,它凝聚着党内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宝贵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例如,毛泽东同志就曾邀请在延安的一部分老同志座谈,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历史和经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对书中内容有所补充和修改。
    如果说,《决议》统一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军事斗争的思想和路线,为红军长征和尔后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那末,《战略问题》则武装了全党、全军和我国革命人民,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第四,《决议》贯彻和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内长期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坚决斗争和多数同志的觉悟下,我们党终于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大胜利,它的形成标志着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失败。
    《决议》在批判博古、李德等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例如,《决议》强调:“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不可照搬苏联红军或外国军队那一套组织形式;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决议》强调:“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决议》还指出,博古、李德推行的“单纯防御”战略路线必然失败;关于红军的战争形式,《决议》强调“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反对照搬外国阵地战、堡垒战的作战形式,指出李德、博古“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否认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是错误的,等等。《决议》尖锐地批判了博古、李德严重违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教条主义错误,再三强调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重要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象一根红线贯穿其中。
    当然,自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进程早已开始。尤其是毛泽东等党的卓越领导者,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写出了不少重要著作。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曾强调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因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领导者的阻挠,这一重要思想原则实际上长期未被党中央所接受。直到遵义会议,“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才使这一思想原则得到了党中央应有的重视。《决议》既反映了这一巨大变化,又使党内思想获得解放,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大发展,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包括军事思想)的大发展,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刘少奇同志曾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不同了。”“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由于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有了重大的改进,党的事业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李维汉同志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才真正达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从而领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并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的七年中,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流毒,教育广大干部注意运用和掌握这一思想原则,毛泽东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延安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同志教导全党干部,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作完整的统一的了解,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全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这一切为我党赢得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的思想的基础。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能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和《决议》中所贯彻和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重要意义作深入的理解和探讨。无数事实证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革命就发展就胜利,违背了这个原则,革命就受挫就失败。如今,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在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过程中,仍然必须时刻坚持这个思想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工作和斗争。
    
    注释:略。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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