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1 次 更新时间: 2017-12-28 10: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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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方: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能动性问题的思考
·孟方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能动性

哲学是经验的概括,认识的总结。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将近三十年中,主要的实践是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是对战争实践经验的认识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集中,他把这些经验、认识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使它系统化、理论化了。所以,他的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战争经验的哲学化。我们读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便很容易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贯串在他的军事思想,同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高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未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个能动性的问题,相反,倒是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当然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实践和他的军事学说,在唯物主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所达到的成就,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控制的地区——中央苏区不过半个省,而敌人则掌握着全国政权;我们始终处于被四面包围的形势中,兵力不过十万,而敌人则有百万以上。就实力而言,可说“不成比例”。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我们却屡次粉碎“围剿”,发展壮大。相反,后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下,指挥换人,便迭遭失败,几乎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兵力不过三万,在国民党的部队到处溃不成军的情况下,我军挺进敌后,发展壮大。到战争结束时,我们发展为一支近百万人的大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半数和绝大部分伪军。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四百万大军,在美国的全力支援下,企图“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我以不足百万的兵力、绝对劣势的装备,在全无外援的情况下,累计歼敌八百万,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概括地说,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说就是以弱胜强的军事学说。以弱胜强,就个别的战斗、战役而言,并不罕见;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像中国革命战争这样的以弱胜强,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做到以弱胜强,因素是多方面的。就战争的指导方面看,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充分把握主观、客观条件,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表现出高度的能动性,“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的惊人之处,是他在战略上出敌不意。

“出敌不意”,敌我双方都懂,也都常做。例如夜袭、奇袭、声东击西、埋伏、利用节假日或反常气候攻击敌人等等。但这都属于战斗、战术范围。在战略上,在战争全体上、全过程中要做到出敌不意,效用极大。特别是实力上的弱者,如果没有这一条,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可以说,能否在战略上出敌不意,对于战争的胜败有着决定的意义。

例如抗日战争,我以全军性的无后方进军,“到敌人后方去”,分散到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象围棋一样,你包围着我,同时我也包围着你,这是出敌不意的。日本战败后,曾出版过从战略指导上检讨日中战争的书,对于我军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究竟为什么能站得住,能打胜仗,始终莫名其妙。

抗日战争开始前,国内主要矛盾转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我军编入“国军”序列,共同抗日。但蒋介石的打算是借刀杀人。毛泽东同志指挥我军,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所谓独立自主即对蒋而言。我和你共同抗日,但我们怎样打法,是独立自主的。我们的具体行动对蒋介石是保密的,有的“先奏后斩”,有的“先斩后奏”,有的“斩而不奏”。这也完全出蒋意料。经过抗日战争,我们不但未被日本人消灭,而且成长为能够同国民党抗衡,同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巨大政治力量。

解放战争是毛泽东同志更为自由地发挥能动性、得心应手取得最后胜利的杰作,内容极为丰富。仅以战略部署和战略决战的部分措施为例,便有很大的说服力。

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毛泽东同志预见蒋介石的“国军”首先要“接收”华北,占领平津,因而指挥我军一部由苏北,一部由山东“向北跨一步”,首先集结于北京以东、唐山以西的玉田地区,休整待战;同时指挥刘伯承部队迎敌于陇海路,破坏铁路、公路,沿平汉路与敌“扭打”,送敌到玉田战场。由于后来的邯郸战役,一下子歼灭了孙连仲所属七个师六万人,副长官高树勋起义,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蒋介石感到这态势于他非常不利,才改变了主意,由美国军舰运兵,从天津登陆。毛泽东同志也及时改变了部署,集结玉田战场的部队,迅速东进,“抢占东北”。“向北跨一步”、与敌“扭打”,准备在玉田战场会战和“抢占东北”,都是出敌意料的高招。

解放战争末期决战的三大战役,更加能够说明这点。攻下锦州,歼灭了廖耀湘兵团后,我军未事休整,立即由长城外秘密向华北进军,同时连续登报、广播,在沈阳开祝捷大会。等到天津、张家口的敌军发现我军之后,才大吃一惊。而我军进关以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对华北之敌“隔而不围”、“围而不攻”,使敌军不能南逃,又使我军由劳转逸,利于决战。在此期间,淮海战场我军也已完成了攻击准备,但毛泽东同志指示:不要立即发起攻击,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增援,以便将敌军大部主力聚歼于淮海战场。攻击早了,来援的敌人会逃回江南,加强江防,不利于我以后的渡江作战。这些部署,都是战略上出敌不意的范例。

战争是千百万人的行动,需要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才能将预见变为现实,这里靠的便是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军队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整套的军队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消除了军阀残余和军阀主义倾向,提高了战士的觉悟,从而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能动性。

我们探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思想,为的是继承他的思想,指导我们以后的行动。

因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严重失误,就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军事学说也失掉光彩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他晚年的失误,恰恰在于自己违反了自己一贯的哲学路线,唯心主义地发挥了能动性。至于他的军事实践、军事思想,不会因他晚年有失误而降低价值。

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都是讲常规战争的,核武器时代不适用了,这也是不对的。美国和苏联最早拥有核武器,美国在五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也曾着重发展核武器,但肯尼迪时期已经认识到不妥当,转而搞“灵活反应”战略,致力于加强常规战争准备;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全力发展核武器,说有了核武器,常规武器无用,“军舰不过是一堆废铁”,但过了几年,便被认为是错误的,也转而致力于同时抓常规战争准备。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的成果,总是迅速运用到战争上。杜黑观看了飞机表演,马上提出飞机可以装备部队,并提出了“空军制胜论”,不过十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已经广泛用于战争,成了常规武器。核武器却有不同的情况,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核武器已经更新了几代,美国和苏联都已经储存了很多,但现在还都是当作一种“威慑力量”,在实际的战争中还是依靠常规武器。核武器,我们也不能不搞,但主要的还是要抓常规战争准备。

问题在于如何继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更不能搞“凡是”。就是说必须要适应新的条件,有所发展。例如,人民战争的思想要继承,但将来的人民战争肯定要和过去的不同,不能一切照搬老一套。再如,积极防御,过去常同“诱敌深入”并提,那一般也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变化了,国家需要一定时间转入战时轨道,因而不能任敌不受阻遏地推进;海岸要点、战场要点、经济中心、军事工业中心也都不能随便放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搞什么马奇诺防线式的阵地坚守,我们还是要积极防御,但它的内容、形式都将和过去大不相同。总之,我们讲的继承,是有改变有发展地继承。

历史上,胜利者往往沉溺于保持过去取得胜利的经验。波兰曾得力于重装骑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还想依仗重骑兵抵抗德军的飞机、坦克兵团,结果迅速崩溃;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阵地战的胜利者,因而醉心于阵地坚守。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是失败者,所以锐意找出新的军事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集中使用坦克兵团,脱离步兵独立执行任务,绕过马奇诺防线,迅速占领了法国西海岸。当时法军的坦克总数超过德军,但因分散配置于马奇诺防线,未能发挥威力便失败了。历史的经验对我们是一种鉴戒,所以我们必须防止照搬,而要锐意研究新的军事思想。

武器装备,决定战术以至战略。有了军舰才有了“海军制胜论”;有了飞机,才有了“空军制胜论”;有了坦克,才有了“坦克制胜论”;有了大量的航空、装甲部队,才有了“闪击战”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很注意研讨新的军事思想。六十年代,他们在强调核武器的同时,实际也抓紧常规战争准备,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军事战略》表明了这一思想;七十年代以来,他们的军事思想主要倾向于“闪击战”,1974年出版的伊万诺夫大将主编的《战争初期》表明了这一倾向。自然,这种战略思想是同苏军的武器装备相适应的。我军的武器装备虽说不上先进,但同过去相比,早已面目全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战略上让敌人出乎意料,像毛泽东同志过去做过的那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过去在长时期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物质条件极差,形势经常是严峻的,我们通过一系列政治工作,提高武装群众的觉悟,主要依靠理想、信念、纪律,巩固自己的部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在目前这个改革的时代,研究毛泽东同志首创的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仅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遗产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来源:《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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