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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 次 更新时间: 2018-01-02 11:49:17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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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水:建国后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研究
·胡长水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军队建设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谁比毛泽东更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了。他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为了把这支生活、战斗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他创立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此,学术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继续以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误,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途程。那么,在和平条件下,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和内容又是什么呢?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研究。认真地探讨这一课题,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对于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一
    
    毛泽东是战略大家。他善于从全局上运筹帷幌,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新中国建立后,他继续以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思考着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军队的事业,终其一生。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大思路,即基本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
    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的安全和全体人民的和平劳动,这是毛泽东建国后思考国家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问题时贯彻始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毛泽东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民族救亡的大任,呼唤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华民族终于结束了屈辱的历史,赢来了民族独立的时候,他怎能不倍加珍惜这胜利的成果呢?为此,他十分关注人民军队的建设,要求建立一支包括海、空军在内的强大的国防军。50年代初,他对海军和空军的建设极为关切,多次强调要尽快把海军和空军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后,他又提出要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提出建立和发展战略导弹部队。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独立,也正因为此,他几次毅然作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决策,直接参与对战争的领导和指挥。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胜利后,他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作战情况的汇报,高度赞扬我军为保卫祖国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不仅是民族英雄,同时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已。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他反复申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在阐明自己的思想时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援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剥削者。为了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要求人民解放军要坚决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这种国际主义义务的主要表现,就是直接参加支援别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1950年出兵抗美援朝即是一例。1965年出兵援越抗美,又是一例。这是远离本土,直接到异国作战,抗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强国。1962年至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派出工程、地面警卫、防空和后勤部队及民工部队11万余人,实行援老(老挝)抗美。对于是否支援邻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毛泽东一直是放在坚持还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看待的。1970年9月,他在和外宾谈话时严肃地表示,如果谁说不支援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背叛革命。
    毛泽东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迫求者。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他集中精力筹划的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三大改造任务的完成,当这个任务一完成,毛泽东心向往之的是规划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景,他考虑最多的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通过什么道路去建设的问题。于是,有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他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与此同时,他对人民军队的重要性同样给护了极大的关注。
    用不着过多的论证,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排一个时间表,间题便十分清楚了。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军队工作作自我批评。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不管军事,四年如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应该批评。三四年不管军事这是不好的。”洋溢于毛泽东心底里的,仍然是对军队工作的深情。
    60年代初,毛泽东从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出发,强调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出反修防修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他十分重视军队的作用,指出,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关于全国学解放军的信。信中写道:“国家工业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亦提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信中还写道:“这个问题我考虑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又就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批示,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不仅如此,工人、农民、学生也是这样,只是主次不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一切,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大大地超出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涉及的范围。它规划的是一幅整个社会发展的蓝图。在这个蓝图中,他希望军队起到带头和榜样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新发展罢了”。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同样看重这支军队。他希望军队能坚决地按照他的战略部署行动。愈是出现困难和挫折,他对这支军队的作用愈是深信不疑。1970年的庐山会议打乱了林彪的部署和阴谋后,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许世友曾回忆说:“1973年12月,毛主席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把我从后排叫到前排。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紧接着毛主席又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拿主意。我当时回答说:出了修正主义,就把它消灭掉!”“我的领会,毛主席是要我们保卫他老人家领导我党我军创建的人民共和国,防止修正主义篡党夺权。”毛泽东听后感觉如何,许世友没有说,想必是满意的。
    正是从上述几个方面的思路出发,毛泽东形成了关于和平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二
    
    毛泽东十分关注人民军队的军事工作和军事斗争。无论是在他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领导政治运动时期,概莫能外。纵观建国后几十年来,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军事工作和军事斗争的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必须建设一支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就提出建设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思想。1952年至1953年给军事学院等院校的训词,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论证说,在中国人民尚未取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事建设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可是,自从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部队的阶段。其后,他又明确提出要以苏军为榜样,“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正是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把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了出来,并且提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
    在这里,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现代武器装备和现代技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53年1月他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技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技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同年,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又重申这一思想,强调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要有一批能够掌握和驾驭现代军事技术的人。
    当然,毛泽东后来对现代化建设的关注程度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对人的精神作用的过分夸大,他开始看轻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过分欣赏战争年代的小米加步枪。但是,他对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威慑作用,一直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自从50年代中期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以后,他一直抓住不放。三年困难时期,有人主张放慢核武器的发展速度,有人主张停止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把核武器的研制搞下去。毛泽东发展核武器的指示,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完全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措施。在军事训练上,毛泽东曾兴致勃勃地观看全军大比武,并且给予了支持和称赞。后来,他思想发生了变化。但是,当他从混乱的局势中稍一清醒之后,又对军事训练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还在九一三事件前,他就提出部队要实行冬季野营训练。九一三事件后的军委办公会议上,他又强调,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虽然这个思想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关注显得仍然十分不协调,然而,人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到,他对军队的根本职能是保卫祖国这一点从未动摇过。
    (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人民军队军事斗争的根本指导思想。1956年3月,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此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在作战对象、防御方向等问题上有所变化和调整,但毛泽东一直把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
    对这条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人们认识不尽一致。努力制止战争和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必须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对这些内容,人们认识比较一致。除此以外,在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里,还包括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的思想。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提出这一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指出,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做好积极防御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进攻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使侵略战争永远不再发生。为此,除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及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1972年7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表示:我们不打第一枪,你打来了呢,我跟你打到底!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的思想。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呢?应该说,它确实是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应看到,在实践上,毛泽东则更多的是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他自己领导的几次自卫反击作战就是证明。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关于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的思想,是从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彻底胜利的意义上来确立的。
    (三)遂行把保卫国防和支援邻国反侵略战争结合起来的作战任务
    人民军队在军事上担负着保卫国防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双重使命。但是,在考虑军队的出国作战问题上,毛泽东采取的是十分慎重的态度。50年代,他就提出:“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表示: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你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1970年10月,围绕国际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一方面表示支援世界革命的决心,同时又表示:总而言之,如果要打仗,我们是防御,我们不去侵犯别国。我们支持各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至于真正去推翻,那还得靠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去推翻。几十年的实践说明,毛泽东在考虑我军的出国作战时,是把支援友好邻邦的反侵略战争和保卫国防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在作战样式上,毛泽东一反过去我军作战先在内线歼敌、再到外线歼敌的传统战法,而采取了直接越出国境,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新战法。这样,既支援了别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又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实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抗美援朝如此,援越抗美也是如此。
    历史已经说明,毛泽东上述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我军不仅一直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安全,而且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对毛泽东的军事斗争指导思想,也不是没有教训可以总结。这主要是,在一个时期里,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严重了一些,由此,使我军长期处于一种准战时状态,从而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
    
    毛泽东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晚年又犯了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在党的工作指导上正确与错误两个方面,都必然要在军队建设问题上表现出来。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冷静地分析,才能正确地总结其中的是与非。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蓝图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长久以来,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五七指示”“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实际上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显然,在毛泽东的理想社会蓝图中,具有“宝贵的预见”和“脱离实际的空想”两重因素,而其基本的出发点,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
    正是由于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利益,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社会的性质、人民军队的性质。在他看来,只要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改变,国家就有希望。为了防止这支军队改变颜色,他始终注意坚持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和确立的一系列正确的建军原则。
    他始终坚持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思想在他政治路线正确时自不待言,即使在他犯错误时,也仍然如此。他一直把对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看成是共产党的军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的根本区别。当他挥毫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时,正是对雷锋那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人生观的高度肯定,从而使这一典型迅速推向全军、全国。30年来,雷锋精神一直激励着全军将士。为了坚持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全军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把它看成是我军的政治本色。1963年8月1日清晨,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写下《八连颂》的诗篇,表达了他对八连几十年如一日为人民艰苦奋斗的由衷赞扬。“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人民军队性质的宣言。
    毛泽东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对于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委制、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一系列制度,他一直抓住不放,毫不动摇。为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他对军队中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晚年的一个重大行动,就是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对此,邓小一平在十几年后评价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
    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纪律。“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初,他对群众中的无政府状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他对军队要有坚强的纪律却深信不疑。他批评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了。”九一二事件前,他又给一些军队高级千部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了这些正确的建军原则,几十年来,我军虽然历遭磨难,但始终保持了党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坚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坚持为人民的利益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虽然一度身居高位,炙手可热,然而在这支军队的制度、原则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相反,党中央、毛泽东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0天内就报到了。这些,也正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毛泽东在规划理想社会的同时,也把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的某些传统绝对化,以此作为规划的依据,并以此约束全军。这突出表现在对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传统的认识上。他在1958年多次指出,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打败了蒋介石。在他看来,薪金制、军衔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于是,他提出要逐步废除薪金制、军衔制。他还驳斥那种相反的意见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初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力推行那种吃饭不要钱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薪金制后来并未废除,这表现了毛泽东在思想上求实的一面。但他对此一直并不满意,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仍把它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提了出来。而对于军衔制,则切切实实地废除了,在“五七指示”中,虽然也有要求人民军队发扬“三队”传统的合理因素,但其实质是希望人民军队把已实行几十年的亦军亦民亦工亦农亦学的传统推向全国,以把全国办成一个“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寄希望于人民军队的是在其中更大的“贡献”和“发展”。
    这是就毛泽东理想社会的目标而言。就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来说,毛泽东同样存在着把战争年代的某些经验教条化的倾向。
    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领导这支军队和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22年的革命战争。这是一场异常艰苦复杂的阶级搏斗。他领导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改造和领导这支军队,从而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农民军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从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完全正确的结论。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政治工作,确是我党我军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经验。
    问题在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看到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正确的,但是,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阶级斗争。这些,在党的八大上得到正确的解决。但是,毛泽东很快离开八大的正确路线,把阶级斗争重新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60年代,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但是,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他没有给予正确的回答,而把许多不是错误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看成修正主义泛滥,以至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走入了歧途。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关于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的关系问题。政治工作是党和军队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起着服务和保证的作用。毛泽东一直强调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是正确的。但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考虑政治工作的作用时,出现了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忽视经济规律的偏向,以为依靠人们的革命干劲和共产主义精神,就可以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达到大公无私的理想社会境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践,即与他的这种思想有关。更重要的,在他的“政治”里面,阶级斗争愈来愈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从“生命线”的意义上提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其基本思想还是正确的话(在这里,毛泽东认为政治包含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随着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的开展,在毛泽东那里,阶级斗争已愈来愈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了。
    回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林彪上台以后,打着“高举”的旗帜,接过“人是决定的因素”这一正确的命题,提出了“四个第一”的错误口号,过分地夸大了政治工作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但是,这里的人,是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的人,是群体的人。这种群体的战斗力,表现在国家的科技水平、军队的编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和人的精神面貌等诸方面。这诸多方面的结合程度,是战斗力强弱的基本标志。但是,林彪的“人”是个体的人,只是“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即所谓“精神原子弹”。这就把人的因素简单化了。而且,按照林彪的逻辑,军队的各项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是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又是活的思想第一。这样,“四个第一”实际上变成了抓活思想。以此作为“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必然受到极大的干扰。然而,林彪这一错误口号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更加变本加厉,于1964年底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说什么“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任何时候政治都要放在首位”。而罗瑞卿这时则被批评为是“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这样,是否“突出政治”变成了两个阶级的斗争。而后,“政治挂帅”的口号,又发展为“突出政治”,并且流传全国。而所谓突出“政治”,主要是突出阶级斗争。1965年底,林彪还对总政治部发出指示: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政治挂帅这几个口号,在报纸上根据前后行文的方便,可以换着用。到“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挂帅”和“突出政治”,几乎成为同义语。这种“政治挂帅”,正如胡乔木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它与“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己经“意义不同”了。
    应该看到,当毛泽东在政治工作的内容和作用上发生偏差的时候,他在政治工作上对人民军队一系列正确原则的坚持仍然是正确的。林彪提出“四个第一”,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上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一套,自有其政治目的。但是,广大指战员却是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正如国际共运史上德国工人阶级对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给予“共产主义的解释”一样。同时,罗荣桓、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又对林彪错误的东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而,60年代前期,我军在政治建设上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样的先进典型。
    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理想社会主要途径的时候,“左”的思想也必然要影响到这支军队。当他过分强调政治工作作用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部队的军事工作,也就受到了干扰和冲击,加上林彪的破坏,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口号曾经沉寂多年。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军队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四清运动中,他发出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指示。他还对一位老同志带病“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感到十分高兴,认为这“大有好处”,批示将他的报告印发“供老同志们参考”。为了把那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他发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指示。这些严重扩大化乃至人为的阶级斗争,必然会给军队建设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也给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造成可乘之机。然而,毛泽东在政治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的时候,他对军队的人民性和党性这些政治原则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清醒的。同时,也由于广大指战员长期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的优良传统,从而使解放军即使在全局性动乱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在“三支两军”中,广大指战员一方面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为稳定社会局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一个证明。
    作为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后,又领导人民军队走过了27年的历程。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保持了人民的性质,保持了英雄本色。当然,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也影响了这支军队。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邓小平曾指出:“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正是坚持建国后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正确的方面,纠正其失误的方面,把马列主义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没有对建国后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有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真正理解。那种借口问题复杂而拒绝研究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只有通过不断的研究,才能使人们的认识到达真理的彼岸。
    
    注释: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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