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原名《军事辩证法提纲》，它科学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各个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科学的分析、精辟的论断，促使我们去思考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更深层次、更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特征，更促使我们去考察毛泽东分析战争问题时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

一、主体性：立足国情，认识国情，“以我为主”，反映了认识和实践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性特征

在《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处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以认识中国国情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表明了其主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文章伊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历史已发展到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因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这一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这样就确立起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研究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主体地位。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这一任务，首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认识中国的国情。他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同样，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指导规律时，也应着眼于中国现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此，他专门批评了三种错误观点，指出以为只需研究一般战争规律或俄国革命战争规律或北伐战争规律就可以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看法是完全荒谬的，“我们应该按照现时的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其次，在认识现状的基础上，从自己的条件、能力出发认识世界，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毛泽东在批评把俄国革命战争规律、北伐战争规律等神圣化的同时，也反对一刀切，反对完全否定它们的作用，而是指出要充分重视他们的经验，为现实武装斗争服务。而且，他还积极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从中找出规律。他分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系列以弱胜强的战例，尤其是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指出战略退却有时候是完全必要的，它是战略防御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更好地阐述了战略退却这一问题。这也体现了毛泽东主体性思维方式中具有开放性特征，善于总结外来经验，为我所用。

毛泽东认为，不仅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要立足于现实和国情，而且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时，也要注意以我为主，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来组织战争、指导战争、并积极争取战争主动权。他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切忌被环境或敌人所支配，采取应付主义，失掉主动能力，而这最根本的就是要争夺战争主动权。毛泽东十分注重战争主动权问题，他多次提到：“如果不能恢复这种地位（主动地位），下面就是失败”，从而把能否发挥主体性、获得战争主动权放到了决定战争胜负根本因素的地位。

二、实践性：实事求是，一切立足于实践；反对教条，讲求实效，反映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中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和博古、李德等人完全教条化、根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军事路线相比，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完全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立足于中国革命基本实践经验并完全服务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这在《战略问题》一文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战略问题》极其强调分析和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机械地运用各种经验，反对教条主义倾向。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战争有其特点，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些特点。在前四次反“围剿”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遵循了这些特点，因而取得了胜利，壮大了自己。而以王明、李德为代表的“回到老套”的人，拒绝认识具体的现实状况，拒绝红军血战换得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变化，机械地运用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结果造成丧师失地，红军被迫长征。由此，毛泽东提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他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并号召全党牢记这一点，从而向全党指明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需要指明的是：毛泽东实践性的哲学思维方式中具有求真性的特征。所谓求真，就是寻求真理。毛泽东十分强调在实践中寻找规律，探索真理，并强调在实践中检验与发展真理。他认为，学习战争规律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学习方法。因而，指挥员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要做到三点：首先，要通过“周到和必要的侦察”，了解客观情况；其次，要分析各种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并将已方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而后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再次，是将计划运用于实践。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将计划和实际情况加以比较，“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相符合或者完全不相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因而，毛泽东提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这集中体现了与求真性相结合的实践性的哲学思维方式。

毛泽东实践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曾被西方某些学者说成是“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这一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在《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实际情况办事，但并不否认在即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形象而生动地打了一个比喻，“军事活动家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活动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威武雄壮的话剧来。”由此指出，军事指挥者需要也必须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组织和实施战争的计划性。他指出，实施一个战役时，必须有一个好的“全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有阶段性、层次性和主次之分，战役实施就应当在这一计划指导下进行。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实践性思维方式和“有用就是一切”的实用主义是实全不同的。

三、辩证性：正视矛盾，讲究辩证，弹调运用辩证统一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思维原则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矛盾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由于矛盾的普遍存在，因而人们必须运用一种辩证的法则来认识和指导问题，这种法则就是唯物辩证法。

《战略问题》原名《军事辩证法提纲》，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诸问题时，就始终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原则，认识和分析各类军事问题。在阐述战争观时，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战争，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最终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时，一方面他看到敌人力量强大，拥有众多红军不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红军也存在敌人无法得到的优势，而且敌人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向劣势转化，从而帮助全党树立起信心，更好地认清了革命的发展方向；他还分析了革命战争中进攻和防御、前进与后退等关系，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而批驳了以机械性、单纯性、片面性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尤其注意运用唯物辩证原则分析战略防御问题。战略防御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作战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则，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分析。在战略和战役、战斗的关系上，他指明了战略的持久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阐述运动战时，他解释了“走”和“打”的辩证关系；在作战部署上，他又阐述了内外线作战的辩证关系。在其它各个方面，如力量对比、运动和进攻、得失对比等问题上，毛泽东都充分运用辩证法则，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从而帮助全党更好地理解战略防御问题，为抗战时期我党执行正确的持久胜敌方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善于运于辩证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军事问题，并倡导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分析问题，从而帮助全党树立起辩证的思维方式，使党内同志突破了狭隘的视野，善于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问题》一文的写作，也为毛泽东以后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经典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全局性：立足全局，掌握关节，坚持战略全过程和阶段相结合，体现了认识问题的全面性、系统性特征

在分析战争问题时，毛泽东非常注意运用全局观点，其全局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分析战争问题上可以集中体现为“照顾全局，掌握关节”。在《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这一节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这一内容。

“照顾全局”，这是由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由此指明了全局与局部之间统率与隶属的关系。由于全局具有统率作用，因而指导战争的人必须充分认识到全局的重要性，“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具体地讲，是要“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还指出：“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但是，“如果丢了这些而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吃亏了”。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战略全过程是由各具体阶段组成的，但是各个局部之间、各阶段之间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而是有主次、轻重、先后之分。作为指挥员，“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方向上”，“注意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这就是“掌握关节”的思想。指挥员在考虑局部时，必须立足全局，讲究协调，强调有计划，才能保证掌握最重要的关节。

毛泽东还运用其全局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他引用中国一句古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以之生动地比喻为了获得革命的胜利，为了保证全局的胜利，有时有必要先放弃一些土地，割舍一些利益，目的是为了最终战胜敌人。而“左”倾教条主义者则着眼于一时利益的得失，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等口号，结果反而造成苏区尽丧，被迫长征。毛泽东进一步追根溯源，指出犯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在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从而帮助全党从根本上树立起了整体观念、全局观念，达到了教育全党提高认识的目的。

毛泽东在分析军事战略问题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实践性、辩证性和全局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精确把握和对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深谙稳知。正是以此为基础，《战略问题》一文不仅具有军事战略的指导意义，还散发出哲学的魅力，从而奠定其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

注释：略。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