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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 2018-01-16 10:41:01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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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玉书 莫旭麟: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曾玉书 莫旭麟
标签: 辩证法 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所进行的长期武装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革命战争实践结合起来,深入探索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马克思主义的建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等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贯串于其中的活的灵魂则是军事辨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它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研究战争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研究战争。资产阶级军事家中的许多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战争,认为战争的规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创始人恩格斯,判批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明确指出战争不是一种孤立的东西,它是同多种因素和条件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由于战争条件的发展变化,战争的性质、特点、规律和作战原则,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战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同志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问题。他不仅坚持“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下同],第415页),更突出的还在于他指明了一条如何达到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战争的认识途径。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根据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更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157页)这就指明了,在战争问题上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
    事实说明,许多战争的指导者的通病是忽视战争的具体条件,用一般代替个别。我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的失败,根本原因也在这里。一般的战争规律的正确性,在于反映了战争的共性。但是,如果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去运用一般规律,就会使正确变成错误,就要打败仗。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具体运用战争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的观点,科学地阐明了研究战争规律。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这一方法,不仅为研究战争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且对研究当前我国社会主又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怎样认识客观规律与自觉能动性的关系,这是研究战争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资产阶级军事家中的许多人,或者认为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神秘莫测的领域,机遇和命运统治一切;或者认为统帅的才能和意志是成功的根本,无限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否认客观规律对精神因素的制约作用。
    恩格斯否定了上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在肯定精神因素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论述了战争、军队和作战方法对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的依赖。恩格斯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2页)“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同上书第186页)这些论述第一次把战争学说奠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
    毛泽东同志有着与恩格斯不同的经历和环境。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悬殊、长期处于极端困难和异常复杂的环境里进行的。弱小的、处于明显劣势地位的革命力量,能不能打败和怎样打败强大的、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的具体情况,遵循客观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觉能动性,才能克敌制胜。因此,革命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成为毛泽东同志全部军事著作论述的重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第445-446页)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不仅科学说明了客观规律和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而且突出强调了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条件下,自觉能动性对战争的胜败有决定作用。这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毛泽东同志强调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是以客观规律性为前提的。他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第163页)可见,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不是主观的自由创造,不是任何统帅的天才或意志的自我实现,而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是主观符合客观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中必须充分发扬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的论述,为弱小的、处于劣势地位的革命力量战胜强大的、处于优势地位的敌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彻底纠正多年来不尊重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错误,指导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结合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系统地研究了战略、战术中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一,进攻与防御。进攻与防御是古今中外一切战争都采取的两种基本的战斗形式。一般说来,进攻处于主动地位,防御则不易获得主动地位。然而,人们并不能任意地选取进攻的形式,因为作战形式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最善于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客观条件,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制定出自己的战略方针,指导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促使客观条件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战争所规定的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的方针,生动地反映了进攻和防御、主动与被动二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告诫革命人民,发动起义后,要避免采取防御战略,而应该一刻也不停地向敌人进攻。思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6页)毛泽东同志认为,马恩的上述说法是对于乘敌不备的突然起义而言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第183-184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情况是敌强我弱,“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第181页)。然而,我们的防御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积极的防御;我们的退却不是逃跑,而是“诱敌深入”。在防御或退却中,自觉地、积极地造成局部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局部反攻的务件。积多次局部反攻的胜利,最后就会在全局上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求得全局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毛泽东同志说:“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又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动运。”(第207、180页)毛泽东同志关于进攻和防御辩证法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它对加深理解和执行我们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基本建设要退够,要退到国力能负担的水平,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二,持久战与速决战。“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第218页)原因何在?因为持久战和速决战都不是人们任意规定的。不是人们想要持久就持久,想要速决就速决,而要看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1812年,在法俄战争中,拿破仑企图通过一二次总决战很快地打垮敌人。但是,俄国统帅库图佐夫看到力量对比于己不利,避免与之决战。俄国人采取防御、退却的方针,扬长避短,终于打败了其势汹汹的拿破仑。
    1870年,恩格斯曾经分析了普法战争中法军失败的原因,认为,法军未能抓住有利战机迫使敌方决战,反而拖延时日,法军不了解,“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16页)因为德国人可以在所赢得的时间里动员自己巨大的后备力量,从而逐渐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直至最后打败法军。恩格斯在这里所分析的,正是持久战和速决战的关系,然而,他还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持久战的科学概念。
    把总的战略方针规定为持久战,并且,通过系统地论证持久战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的条件,揭示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造。关于持久战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认为,持久战是由敌强我弱的条件决定的。他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第217页)。关于持久战的可能性,毛泽东同志认为,敌强我弱虽是客观事实,但这种强和弱都是相对的。敌方强中有弱的因素,我方弱中有强的因素。敌方的强是短暂的,它的弱却是长久的。我方弱表现为我们的力量处于潜伏状态,不可能立即发挥出来。我们的强在于具有耐久力,它可以在长期的战争中因为我们的主观努力而得到发挥,并逐渐地压倒敌人。关于持久战实现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认为,战略上持久战的实现,要有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为先决条件。只有在由于我们的主观努力而造成敌弱我强的许多局部战场上实行速决战,迅速地消灭这些敌人,才能够把战争长期坚持下去,而不被敌人所消灭。所以,持久战决不排斥速决战,二者是相反相成的。持久战是总的要求,速决战是实现这个总要求的手段或途径。没有速决战也就没有持久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第453页)可见,“持久中的速决”的作战方针,对于我,是自觉地扬长避短的方针;对于敌,则是抑其所长,扬其所短的方针。
    综上所述,库图佐夫战胜拿破仑的战例,只不过为人们认识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思想材料或成功的经验,恩格斯对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的分析也只是初步的。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基础上则对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尽严密的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贡献了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辨证法。
    第三,“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从来的军事家都重视集中使用兵力而把分散兵力看作战争中的一大忌讳。恩格斯非常重视研究集中使用兵力问题,他强调,进攻作战中,必须把优势兵力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在防御作战中,也要在重要战略区域里配置主要兵力。
    毛泽东同志把集中兵力看作是一条重要的作战原则,指出:“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一着”(第208页)。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用了很大力量详细批驳所谓“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等平均使用兵力的错误主张。他认为,集中使用兵力是变劣为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里,毛泽东同志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第1143页)
    然而,集中是对分散而言的,没有分散就没有集中,强调集中决不意味着可以根本不讲分散。对于游击战,分散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游击战提到战略的地位,认为游击战是我军的“拿手好戏”,而要实行游击战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五个电报》,见1981年7月7日《人民日报》)
    恩格斯在评述1857-1859年的印度起义者对英国殖民军的战争时,已经预见到游击战的重要地位,指出:“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405页)但是,从战略的高度肯定游击战,辩证地阐明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游击战本来是分散的”(第378页)。他认为指导战争的人应该根据战争中的具体情况,有条件地灵活地把部队“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化整为零”时,要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化零为整”时,也不是绝对集中,而是“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个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籍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第382页)。
    可见,这两个“化”深刻地反映了集中和分散的对立统一关系。它说明集中和分散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任何片面的、绝对化的观点,任何死板、呆滞的做法,都是违反战争的客观规律的,都将陷入被动地位而遭受损失。领导者的聪明在于“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第383页),以灵活机动战略战术,期求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所开拓的军事理论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贡献了一个适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无疑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其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则对一切工作都具有普遍意义。
    
    来源:《学术论坛》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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