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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5 次 更新时间: 2018-01-22 10:53:16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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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石平:用兵作战要善于掌握“利害变换线”
——学习《刘伯承军事文选》的一点体会

    在《刘伯承军事文选》中,经常使用“利害变换线”这个词。所谓“利害变换线”,简单说来就是交战双方在趋利避害的用兵过程中,衡量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关节点。从时间角度而言,是指作战时机的利害转换。刘伯承同志通常称之为用兵的“火色”或“火候”。从空间角度而言,是指作战地域和地带的利害转换,或内线外线、圈内圈外的转换等等。时间和空间的转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利害变换线”不是军事家们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敌我态势在战场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如抗日战争,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攻态势,而被围攻的我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圈将要收拢或尚未收拢之时,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其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利为害。从战术上讲,能否掌握好“利害变换线”,往往是作战成败的关键。从战略上讲,善于掌握“利害变换线”,是使我军由劣势逐步转换为优势的重要环节。
    战争是客观力量的竞赛,也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从根本上说,“利害变换线”是由双方的军力、财力决定的,也是由双方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定的。如抗日战争总的态势是敌强我弱。但日军野蛮而兵力不足,中国进步且土地广大,这就使各个战场的“利害变换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状况。刘伯承同志指出:“敌人规定战略的传统,是‘圆规划法’。就是以某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掠夺的办法”(《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36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这样,敌我双方的“利害变换线”,往往在无数合击圈的周边。敌人以“圈”套我,企图逼我就范;而我则以“跳圈”战术,避害趋利,争取主动。如1942年2月,日寇对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的“扫荡”,“在一个月零两天中就演了五次大的‘铁环合围阵’,经常都在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第261页)。战争实践表明,“利害变换线”集中尖锐地反映了双方的战略意图、战役布势和每一个战术行动的效应。“利害变换线”是利害两种因素转换的关节。在这条“线”上,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斗争,互相转换。如果战争指导失误,就有可能被围歼;若能正确指导战争,便可趋利避害,克敌制胜。可见,“利害变换线”既是战争规律的客观反映,又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同志总结了对日军作战形成“利害变换线”的一般规律,指出当日军出动“扫荡”,在未构成合击圈(即“利害变换线”)时,派出兵力不等的两三大股人马,每股都使我们不能各个击破。待收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圈,使其能互相策应。通常日军又是以交通线为依托,实施向心合击,企图将我军压到合击圈内。为防止我军遗漏出圈,日军又在一些转移要道上设置兵力,进行封锁,企图赶我入网。在进行较大合击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所谓“立体合击”,并施以烧杀掠抢,十分疯狂残忍。
    但是,日军在“利害变换线”上的活动又受到许多限制,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如日军是异族的正规军,人马转送,粮弹补给,以及防备我军对交通的破袭,都很困难。各路大军的协同动作,限时限地的机械进退,战斗分界线的严格划分等,又束缚其部队的机动。这就给我留下许多可乘之隙。再者,日军是以少兵临大国,越是深入我腹地,其边地乃至占领区就越空虚,时刻担心被我袭击。另外,敌人布成严整的合击阵势,是依事先的侦察而定的。如果我军行动出其意料,敌阵势必然错乱,结果不是疲于奔命,便是四处挨打。
    针对日军的活动特点,刘伯承同志深入分析了在“利害变换线”上与敌进行斗争的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在遭敌合击时,主动跳出“利害变换线”,转到外线作战,背击敌人。中策就是在遭敌合击时,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利害变换线”外,与敌周旋。下策是指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四面八方来的大合击圈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丧失了在“利害变换线”上斗争的主动权,“不管我们如何打法,是很难打得出好的结果来的”(第316页)。这里指明了我军在“利害变换线”上行动的准则和要求。
    在敌强我弱,日寇频频发起的大规模“扫荡”面前,怎样趋利避害,掌握在“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呢?刘伯承同志用兵的决窍就是两个字:“机动。”“寻求有利的机动”,“求得有力的机动”(第246页)。他精辟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第192页)。他还根据所属部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在“利害变换线”上活动的具体战术要领,即游击队应发扬宽大的灵活性,以突然袭击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正规部队则以发扬其运动的威力,主动进攻与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为避害。
    刘伯承同志在作战中创造了一些掌握“利害变换线”的巧妙战法,概括说来,有以下六点:
    1、“跳出圈外机动”。就是当敌人分进合击大举“扫荡”的时候,我军应抓住时机,看准合击间隙,跳出“利害交换线”进行活动,奇袭敌占区空虚的要点,破袭铁路及其延长的补给线。更巧妙的是跟着合击者的足踵,打击其残置的封锁部队,尾击日寇。如1942年夏季反“扫荡”,跳出圈外的机动部队奇袭长治重镇,烧敌飞机三架、汽车十四辆、汽油库一座、营房两座,摧毁了潞(城)黎(城)公路补给线,并袭击了日军合击部队侧背,给敌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机动是利害变换的关键,是趋利避害的行动。
    2、“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在敌人从一方行进尚未构成合击圈(利害变换线)之前,我即靠近薄弱之敌,以小部队接敌侦察牵引,以主力在有利地形布置侧面阵地进行伏击,先施以短兵火力痛击,然后乘混乱之际分遣撤出转至外线,再以外线部队夹敌作战,使敌腹背受击,饿困不安。
    3、“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利害变换线”是双方互争主动以战胜对方的关键。所以,在被合击地域进行的斗争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第319页)。如当时在辽县、林县、平顺、涉县一带,敌来我往,参差杂处,在“利害交换线”上“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的复杂状况(第319页)。我军指挥员胆大心细、机智灵活,采取机动的急袭、伏击、袭击、麻雀战及分遣与集结交互实施,进而插入敌接合部袭扰,造成两敌误会,使其自相残杀,演出了许多生动的战争活剧。日军头目不得不哀叹:这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在占领区如此滋蔓,实乃皇军心腹之患”。
    4、选良机,看“火色”,转到外翼歼敌。时间就是军机,这一名言在“利害变换线”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刘伯承同志的要诀是:“利害变换,毫不犹豫,看准火色,转到外翼。”这里所说的看准火色,就是指要抓住利害变换的时机。在内线外线配合作战时,他更精确地指出:“这样内外线夹击敌人一路的良机,应选在敌人还未进到利害变换线上之前,或在其退出利害变换线之后。这种良机的选定,或取决于内线的部队,或取决于外线的部队,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利与害、得与失,常常决定于一念之间,这就要求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快,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条件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第374页)。1943年5月,日寇在冀南馆陶突然实施“扫荡”,情况十分紧急。正在格子网内活动的王七坟游击部队,反应非常敏捷,在“利害变换线”上与敌周旋,仅一小时就歼灭日伪军百余人。刘伯承同志称赞王七坟游击部队有“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
    5、故意示弱,诱敌以小利。在利害变换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军事家主张:“趋诸侯者以利”。就是说,为了引诱诸侯前来就歼,就要先投以小利。在趋利避害的总原则下,刘伯承同志针对日寇的“市利特点”,常常抛出诱饵,使对方尝点甜头,然后给以致命打击。
    6、边打边诱,边退边诱。边打边诱,就是在战斗中,由第一梯队以少数兵力向敌“示弱”,使敌觉得有利可图,第二梯队则利用地形摆一个包围的阵势,侯敌人跟踪一梯队追来,中我圈套,然后予以反击。边退边诱,则是先将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后卫引敌前来,再给予打击。当然,在“利害变换线”附近诱敌以小利,必须十分周密,十分谨慎。正如刘伯承同志所强调的:“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进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第151页)。
    指挥战争是一门艺术,在高明的军事家手里它是变幻无穷的。以上所说的正确掌握“利害变换线”的史实,反映了以往的战争情况和经验。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对于“利害变换线”的理解和掌握,也应随着作战对象、作战地点、作战样式的变换而变换。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前辈们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来源:《军事历史》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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