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1 次 更新时间: 2018-02-06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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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乾伟:生态文明视域下壮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战略研究
· 金乾伟
标签: 生态文明 壮族民间信仰

摘要:壮族民间信仰有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和谐共处的生态维度,其内容包括安魂、续魂等民间巫术,风水信仰、鸡骨占等民间术数,节日庆典、女性忌讳等民间禁忌,形成了具有壮族特色的民间信仰文化。立足新文化建设战略高度,传承壮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态思想,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益于建构和谐社会。

关键词:壮族;民间巫术;民间术数;民间禁忌;生态文明;文化战略

壮族民间信仰受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内容体现为民间巫术信仰、民间术数信仰、民间禁忌等,其中的布洛陀、姆六甲男女始祖、万能神灵是民间信仰组织发号施令的凭借。壮族民间信仰以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生育崇拜、神灵崇拜等将巫术、术数、禁忌等融为一体,体现了岭南地区民间信仰在神圣层面上的功能意义。这种信仰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约束个体或群体的言行,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维度,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对推动新文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极大的启迪价值。

一、民间巫术:贯穿古今的疗伤秘方

民间巫术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坚信世俗之人可以借助中介的力量实现人力不可及的目标。中介包括人、物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世间存在者。这里的人是指被称为凡人与生灵沟通的神职人员;物包括请神或做法事用的香烛、火纸、锣鼓、面具、神像、法衣、竹片等,主要用于为普通民众医治伤病。

其一,安魂与保佑婴孩。壮族人历来认为婴孩幼弱,容易被妖魔邪气侵袭,出生之时就要用报喜的信物——铜钱缠上红线挂在门上,提示周围邻居及过往者不要高声喧闹,保持相对安静的休养环境。为了保证婴孩顺利成长,家长往往请来民间道公、道婆做道场。还要请生育大神花婆圣母入住婴儿房间,这位掌管生男育女的花婆圣母又被称为床头婆。她一般以纸印、木雕或泥塑神像看守房间,慈眉善目就像一位看护婴孩经验丰富的老婆婆,既日日夜夜陪伴婴孩成长,又安慰新生儿的母亲。虽然是以神灵的名义,但在心理上达到了家庭关爱的目的,逢年过节母子还要给床头婆跪拜请安,感谢神力保佑。如果婴孩受到了惊吓,一般会请民间神职人员前来安魂,用板凳在院中架桥,将一条长布拉到婴孩房间的门上,然后敲响铜锣舞蹈请神,并唱赞颂神的歌谣,将采来的鲜花从布上滚过放置在婴孩的身上,表示走失的婴孩灵魂回来了,婴孩就会健康地成长。壮族人认为凡人的灵魂寄托在花婆圣母看管的花山鲜花上,一花对一人,求子也就是请神赐花。对于久婚不育者,也会用民间巫术祈求生育,特别在医疗条件欠缺时,往往成为一种医疗的方式。

其二,续魂与延长寿命。普通百姓整日为生计忙碌,无论是在家耕种者,还是出外打工者,为了多赚钱补贴家用,长年劳累可能会造成一些顽疾,吃药打针收效甚微时,往往会用民间巫术,即请具有神秘色彩的神来治病。民间巫术认为老人需要续魂,才能再次拥有健康的身体。道公选择良辰吉日,早上来到病人家将一只公鸡斩杀敬神,之后烹饪作为早餐大菜,饭毕开始做法事。请来布洛陀、姆六甲等本土大神,还有外来神灵玉皇、关羽、如来、菩萨等,通过娱神法事,请神灵降临,然后在家外选一块空地焚香烧纸,有的还烧竹片,将老人常穿的贴身上衣拿到火上烘烤一番,包一包香灰放入衣服内,再将衣服放到老人休息的床上,表示续魂完成,病体就能康复。笔者曾请教过一些老人,他们大多认为续魂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有病都会到医院治疗。只有在无法医治时,其儿女可能会用传统巫术来安慰彼此的心灵,从而达到尽孝的目的。

其三,神灵与世俗功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很多神秘现象尚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就是在当今也无法用科学仪器来测量人的情感指数。在远古时期,人力所体现的无非是想跑得快、跳得高、拳头硬等,但这些人的生理能力无法跟飞禽猛兽相比。当人们不能知晓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时,只能借助大脑的想象,并根据生活经验创造了请神相助的模式。万物有灵观就是巫术施法的体现。在古代,巫师因为能够通神,能借来巨大的力量而享有很高的地位,一般常伴随在酋长或王者的身边。统治者为了预防和医治流行疾病,预测并抵抗春夏之际的洪水灾难,防范秋冬可能发生的霜雪冰雹,甚至开战前都会请巫师做法事,祈求神灵护佑。随着人类探索自然科学规律逐步取得进展,人们开始遵循自然规律做事,慢慢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巫术。但是,从国家神坛走下来的巫术仍然存在于民间,并与遗留的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融为一体,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色,出现在一些宗教仪式或节日庆典上。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婚嫁、生子、伤病、丧葬等都还有巫术表演,人们希望通过神力保佑生者拥有健康、美满、幸福的生活,逝者早日得到投胎托生。

虽然现在的医疗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是,仍然无法满足人们的治病需要,一是存在医术无法克服的各种疑难杂症,二是偏远乡村没有良好的医护条件。从心理角度讲,通过民间巫术可以起到宽慰人心的作用,从而舒缓病者及其亲人的焦虑和压力,这可能是民间巫术在偏远乡村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间术数:预测未来的应急方案

民间术数属于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体现,即当人们在家人及自身遭遇难以解决的困局时,需要一种未卜先知的心理提示,给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最好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壮族的民间术数包括风水、占卜等。

首先,风水信仰与建筑环境。风水带有神秘色彩,通过现代文化洗礼,人们一般认为风水文化带有环境美学的特性,是先民根据地势和水源选择宜居之地,并为了方便采光、通风、进出等,对住房布局进行周密的考量。如果按照风水文化布局,可保家丁兴旺、升官发财,甚至包括逝者墓穴都有一套说辞,选择风水宝地安葬,以图后代获得逝者福佑。风水信仰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说法,壮族人根据岭南地区多雨的特点,发明了干栏式房屋建筑,在水源充足的田峒周围,用木桩做成距地面一定高度的底架,然后在上面建造住宅,上层住人,下层储存物件和豢养牲畜,做到了防潮、防兽害,满足通风、采光的居住要求。干拦建筑是壮族人适应自然环境的风水文化的体现,在建筑房屋上梁时会放鞭炮,在房屋完工时还要举行简短的仪式,既表示庆贺,又向神灵祈祷经久耐用。岭南地区长期种植稻谷作为主食,非常喜欢依山傍水之地,也就形成了特别看重水源、地势的风水文化。对逝者也会选择靠近村寨的山坡作为埋葬之地,希望先人安息在稻田旁,保佑后人年年丰收、生活富裕。由于喀斯特地貌山头较多,耕地相对较少,因此坟地一般占地较小,为的是节约土地。风水文化其实就是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体现,对现实生活寄予了美好的期待。

其次,鸡骨占卜与吉凶祸福。趋吉避凶是生命体自我保护所追求的目标。在人生面临生老病死的生理历程中,又会有各种无法预知的遭遇,吉凶祸福始终伴随人的一生。从个体角度讲,从出生到成年,再到年老都希望无病无难、生活富有、做事顺利、家庭美满、子孙满堂。从群体角度看,希望大家相亲相爱、携手共进,努力创造美好未来。可是,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人们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时,破解之道就是预知未来。占卜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反映,通过占卜来预测未来命运。壮族历史上就有鸡骨占卜,椐《史记》记载:汉武帝曾对越人鸡骨卜特别推崇,选取雄性健壮之鸡,请巫师敬告天地,杀鸡之后放人锅中煮熟,再由巫师诵经请神享用,抽出鸡肋骨,用竹签插入肋骨血窍,构成卦象,由巫师进行审视预测。从民间传承来看,民间的鸡卜有很多种,包括卦象、卦名、卦宫、卜辞等,有的还有图示说明,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次,婚姻与术数。男女成婚是大事,需要认真考察双方,民间术数给了一剂良方,就是通过八字来预测婚姻是否般配,也就是根据男女属相、出生时辰来预知婚姻结果。因为男女婚配是人生的又一个开始,由20多岁到相伴终生,如果性格不合、脾气不对,难以相处造成的伤害非常之大,不但对夫妻二人有影响,还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虽然壮族有以歌择偶的风俗,通过对歌进行情感交流和其他方面的了解,一般都是自由恋爱的多。但是,明清以来,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八字、相面等术数文化,并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年长者经常会把子孙后代的婚姻与八字联系起来,甚至根据生活经验进行相面,看是否符合婚姻幸福的标准。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化,年轻人大多不再相信八字能决定婚姻关系,而是相信男女之间的感情培养,通过心与心的交流来共同维护幸福的婚姻。

三、民间禁忌:传统文化的心灵之约

民间禁忌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其影响者就比较注意个人的言行。壮族有原生态的民间宗教信仰,其中的禁忌文化已成为心灵层面的自律规范,称之为“心灵之约”。

第一,节日或庆典场合的禁忌。壮族节日较多,各种节日都突出了本土特色。布洛陀、姆六甲作为整个族群的始祖大神,体现在所有神话、信仰及仪式中。例如,在创世神话中塑造了狗冒着生命危险盗来稻谷种子,为人类解决了吃饭问题,狗就成为了壮族族群的功臣。因此,节日庆典祭祀神祗,由专门的巫师做法,敬献五色糯米,还有鸡、猪、牛等家畜,但不会用狗肉。尤其在尝新节,还要把蒸熟的米饭用来喂狗以表示感谢之意。“其中世俗禁忌主要是根据人们的生活经验,对某些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的行为作出禁止”,“而神秘禁忌是根据人们的神秘观念作出的,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得到验证,但符合人们对神秘观念的推理。”[1]壮族族群很重视内部团结,从节日庆典的贡品就能看出,在贫困艰难的岁月,为了向神献上大件贡品,壮族村寨就会集体筹资,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份钱,购买猪、牛等动物讨神灵欢心。但是,耕牛是不会宰杀的,是用来进行生产活动的。

第二,女性忌讳与实用诉求。在壮族神话中也有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将女性忌语归因为失败的依据。莫一大王就是典型的寡母毒舌的例子,因为母亲多嘴多舌,造成了赶山不走、派兵未成、砍头死人的后果。可见,女性忌讳在特殊场合要特别注意。笔者认为这一文化现象在某些方面有其积极意义,如孕妇不得随便出入某些特定场合(如狩猎、捕鱼等),人们认为孕妇出现会造成空手而归的后果。这种忌讳其实也是对孕妇的一种保护,希望其小心翼翼地保护母子平安。另外,孕妇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笔者认为也体现了女儿嫁人后要有独立意识,不是说在娘家生孩子不好,而是说婆家应尽职责,为产妇创造必要的生养孩子的条件,保证产妇尽快恢复和孩子健康成长,暗含了保护孕妇的积极意义。

第三,丧葬文化中的特殊忌讳。壮族族群特别看重逝者,这是祖先崇拜的体现,相信逝者的灵魂可以转世。对老人去世都会举行法事,请来道公或师公祭祀,让亲人哭别,让逝者灵魂安息,保佑后人家庭和睦、事业发达、子孙幸福。但是,年龄不足36岁的逝者,以及死于外地者,举办的法事就有所不同,对于年龄过小的逝者甚至不举办任何仪式,也不葬入家族坟地。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做法,是因为年老者死在家中被认为是正常死亡。如汉族长者辞世所举办的“白事”被称为“喜殡”,就是认为辞世老人寿命之长值得祝贺。壮族族群也渴望有这样的人生旅程,所以,肯定正常死亡并为之举办大型法事,而对于异地死亡者、意外死亡者举办不同的法事,并拒绝给年少者办法事,就是提醒家人要关爱每一个成员,用心维护其健康成长,以享儿孙绕膝之乐。

四、民间信仰与文化战略研究

民间信仰属于宗教范畴。虽然民间信仰里面不乏落后、愚昧的东西,但是,因为其具有神秘性而具备了民众选取的功利性。壮族的民间信仰具有宗教和睦、生态环保、民族团结等特性,从文化战略高度考量,深入发掘其积极因素,对于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民间信仰有利于凝聚族群力量,有利于文化认同、同心协力谱写民族团结新篇章。“中国文化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代的上层、下层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2]壮族民间信仰中有大量的注重伦理关系的内容,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乱了伦理纲常,导致了田产颗粒无收,在受到重罚后才幡然醒悟,于是请来神职人员朗诵布洛陀经书,调解家庭矛盾,强调家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信仰与神话往往联系非常紧密。如创世神话说壮族繁衍的很多后人都是布洛陀、姆六甲的孩子,根据手拿的不同物件命名了壮、汉、苗、侗、瑶5个不同族群。这说明壮族从文化渊源上就认为各个民族是一家,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被看作是兄弟姐妹一家亲,应携手共建幸福家园。

其次,民问信仰的教育功能,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壮族民间信仰带有鲜明的生态环保因子,当然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壮族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生育崇拜等共同体现了2个维度:一是自然环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壮族人认为人是由花魂转世而来的,花代表了绿色植被,爱护花草树木就是维护人的精魂,不但可以延长个人的寿命,而且能够让整个族群人丁兴旺;牛是壮族稻作生产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而且壮族的莫姓和黄姓都与牛图腾崇拜有关,精心照料耕牛以帮助提高稻谷收成,由此扩展到其他家畜及其他动物,从而维护和谐共生的动物生态链。二是人文环境突出人的独特地位。壮族民间信仰看重两性关系,即“波也”(公母性别)生育观念。壮族作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笔者认为与其民问信仰中的生育崇拜有一定的关系。如布洛陀、姆六甲作为男女始祖从创造族群文化开始,就具有男女平等意识,后来与传入的汉族文化多子多福一拍即合。事实表明,壮族民间信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次,壮族民问信仰有益于建设有序的社会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壮族民间信仰是族群传统文化的精神寄托,以自我创造的神圣世界影响生活的世俗世界,正邪、善恶、成败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认为正义和善良是万能永恒的,绝对能够战胜邪恶、凶残等负面的东西。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认知形成了世人的行为规范,使人们成为正直、善良、真诚之人。否则就要面临神灵的严惩,甚至肉体死去了灵魂也没有归宿,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壮族民间信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与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积极吸纳不同的文化内涵,“它处于与不同文化相互对流和沟通的状态,不存在严重冲突和对抗的局面……它表现了开阔的胸襟、博大的气魄。”[3]目前探讨的壮族民间信仰是经过时代发展洗礼的新文化形态,要从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战略高度,将其他民间信仰文化为我所用,并推陈出新,以积极的行动发展壮族民间文化。

总之,从生态文明视域考察壮族民间信仰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既把民间信仰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要抱着与时俱进的态度汲取其中有益的养分。认真挖掘自然环保、民族团结、社会有序等生态因子,积极维护不同族群和睦相处、安定融洽的友好关系,大力建构生态环保、人际和谐、包容发展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继英.民间信仰文化探踪[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107.

[2]郭齐勇,秦平.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J].求是学刊,2006(6),

[3]李权时.岭南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24-25.

(金乾伟,广西科技大学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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