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9 次 更新时间: 2018-02-07 10: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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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作斌: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三个统一
·廖作斌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内容提要:毛泽东军事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战略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手段灵活性的统一。以唯物论为基础,显示出强烈的实践性。

关键词:毛泽东军事思想;实事求是;共性与个性;主观与客观;坚定性与灵活性

在中国人民争取翻身解放和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幕幕武装斗争的威武雄壮的活剧,谱写了和平条件下国防建设的新篇章。这些辉煌成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沃土中产生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她放射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战略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手段灵活性的统一。

一、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来源和科学内涵看,毛泽东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之精华,科学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思想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遗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养料,此外还汲取了外国军事思想的合理成分。

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指导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产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如在战争根源、性质和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上,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论观点,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是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在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军事力量与物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此外,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还在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的时机、方式、战略战术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不是照搬照套,而是把其普遍原则科学地运用于我国军事斗争的特殊性之中。他在与“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在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出多彩的形式和勃勃的生机。

对于历史上的军事遗产和国外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对其批判改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那些军事上的历史遗产和国外理论,或者产生于剥削制度下,或者出自资产阶级军事家,所以能够为我所用,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某些一般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剔除其糟粕,取其反映一般战争规律的内容,并将其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军事实践相结合。在这种批判改造中,实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如在对军事遗产的改造方面,毛泽东博览历史兵书,把其中对战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抽取出来,或者通过改造赋予新的含义,或者同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一些新的原则。如,在战争认识论方面,毛泽东肯定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释它,雕琢它,使之完善和深化;在战争指导上,毛泽东同志剔去了古代兵学中的神秘色彩而吸收其科学内核,并在实践中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把孙子“避实就虚”的原则发展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的军事原则;把孙子的“强而避之”、“以逸待劳”发展为我军积极防御的整体战略构想;他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十几个古代战例中挖掘出弱者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军事思想,并发展为我军的作战原则;他用“声东击西”来说明造成敌人错觉和不意,从而争取主动。对于国外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及其战友也进行了批判改造。他“看了不少外国战争的书”,其中尤其是有关拿破伦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书。他肯定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同时又批判了克氏抹煞阶级性而对“政治”所作的界定;毛泽东批判了克氏过分强调战争或然性、偶然性的观点,坚持了战争的可知性;在战争的目的上,他发展了克氏的打垮敌人是最高目的的思想,认为“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还引用了资产阶级军事家拿破仑和俄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库图佐夫指挥的战例来阐明战争指导问题。

由于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国外的、历史上的军事理论中的普遍原则科学地运用到我国革命战争与军队建设的实践,这就使毛泽东军事思想达到了军事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这种统一就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了极其丰富的内涵。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特定的历史时代所形成的带有鲜明无产阶级性质的科学理论体系,包括战争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等内容,是对一般战争规律、一般革命战争规律和中国特殊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反映。

二、在战争指导的根本方法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1.唯物论是毛泽东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根本理论指导

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首要问题。列宁曾经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并指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在这里列宁强调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特性来研究事物。对于战争更应这样。战争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是人对物的斗争,而是两股活动着的武装着的人群之间相互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实践活动同作战双方生死攸关,它对主观认识的检验更是残酷无情,它能迅速无情地暴露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及其危害。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军事家,他把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和研究战争的根本方法,把解决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一致作为研究指导战争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他认为除了我们的“大脑之外,一切都是客观实在的东西”,作为战争指导主体,其活动受客观情形的制约,指导者不能超越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敌对双方的现实条件而行动。一切军事行动、措施都应按规律办事,这是战争指导活动的客观基础,也是战争指导规律的客观依据。战争的主观指导对于战争实际及其规律的依赖关系是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唯物论,是研究和指导战争、国防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主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和用兵方法。朱德同志认为毛泽东的新兵法“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2.毛泽东军事思想唯物论指导的三个环节

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实施唯物主义的战争和国防建设指导的三个环节就充分体现了这条认识路线。

(1)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毛泽东同志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起点。战争中的军事力量,国防建设中的现代化标准是由众多的因素如军事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自然因素等构成的。这众多的因素就是战争活动和国防建设的实际。这些实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条件,从实际出发就是从这些客观情况出发。

(2)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在掌握大量的客观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经过指挥员去粗取精、去伪取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制订出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的方针、原则,这是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是求“是”的过程。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是贯穿于军事领域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解决这对矛盾,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方针。

(3)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的真理性。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十分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同志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他善于鼓舞士兵的斗志和勇敢精神、调动他们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而且表现在他强调主观的谋略不断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规律,注意在战争客观实际的检验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主观指导,完善指导方针和计划。毛泽东作为统帅的英明之处,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总是能准确无误指出事物的发展情形并提出完整的指导方针,而在于他注重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发展自己的认识和指导,在实践中总结出正确的经验,完成认识上的飞跃、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胜利。

3.毛泽东军事思想唯物论指导的三个层次

第一,据情,从当前的现实条件出发制订战略战术。从实际出发,是认识论的起点,也是唯物论指导的首要层次。据情,首先要知情。毛泽东要求战役战斗指挥员要注意五方面的清况:敌情、我情、地形情况、天候情况、民众情况。他写的许多文电,往往一开始就是对敌我双方的有利、不利、主动和被动、优点和缺点等各种情况进行透彻的分析;他给下级指挥员的电报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请按实情处理”、“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目前能否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等。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更体现了他在战争指导上的唯物主义态度。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同志原确定第二阶段的歼击目标是歼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相机夺取徐州。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根据黄维兵团远离后方、部队疲劳且于运动之中的情况提出先打黄维的建议,毛泽东同志马上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作了周密的部署,一举全歼敌人。

第二,循理,从战争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表现为在战略战术上要符合战理,对兵器技术的使用要符合物理,对部队、士兵的使用要注意兵民的心理。毛泽东总是根据战争运动的总体联系和特点来研究战争的规律。他说:“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正是由于他从构成战争运动的一切要素的总体联系中去把握战争,注重特点的整体性,才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基本问题、战略原则问题作出了符合规律的独到见解。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结构、革命主体力量的分布、城乡的地位、作用,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人民军队建设上,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革命斗争的持久性特点出发,采取了有别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先夺权后建军的方式,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把建设军队和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在武装力量的成份问题上,他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特点,开创了把农民(而不是工人)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军队的先例,这都是对我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科学反映。在战略战术上,毛泽东同志不仅总结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的根本规律、“强弱转化、强胜弱败”和“攻防结合、以攻为主”的战争的基本规律,还深化和发展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争指导规律,以及一系列具体军事原则,来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第三,度势。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出发,把军事规律纳入社会发展的规律中考察,把战略同政略统一起来。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既是一种军事对抗活动,又是一种社会运动。从社会层次看,它是由社会的人群之间(具体表现为国家、民族、政治、宗教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产生的。这种矛盾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等各种具体因素,并总要通过国家、政党、政治集团和阶级等群体的政治目标集中表现出来。由于战争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战争的规律总是要寓于社会发展规律之中,并体现社会发展规律。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但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善于审时度势,把战争的客观社会环境、政治矛盾、人心向背、敌我力量发展的客观趋势综合进行考察,把战争的客观规律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起来考察,从而制订自己的战略,并把战略同党的政略结合起来,显示他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风范。抗战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面前,国内出现了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战争诸因素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他指出中日双方是敌强我弱、敌反动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在战争过程中由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敌之强点会被其弱点减杀,而我之弱点则会由强点所弥补。尽管这种强弱转化是长期的、艰难的,但我胜敌败又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代表历史趋势的进步力量必胜,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以此为据,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为主,战略上化整为零,战役战斗上化零为整等一系列科学战法。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面对蒋介石的疯狂内战产生了畏惧心理。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据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总体格局,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分析对比,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极大鼓舞了人民斗志。他指出黑暗即将过去,因为蒋介石的优势、美国的援助都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占着优势。正是基于这种对战争发展规律的透彻分析,毛泽东同志才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防御便转入战略进攻,并抓住战机,及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摧毁了蒋家王朝,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政治目标。

三、在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上,坚持辩证法,着眼于矛盾分析,灵活用兵,实现了战略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手段灵活性的统一

如果说坚持唯物论是战争的根本指导方法上的实事求是,那么坚持辩证法则是唯物论的深化,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斗争艺术上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在坚持唯物论的基础上将哲学辩证法在军事领域的成功运用,是毛泽东军事哲学中最灿烂最辉煌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有几个重要特征:

1.以战斗力作为其逻辑起点

列宁在谈到理论的逻辑顺序时指出:“必须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引申出范畴”。战斗力是战争运动最单纯、最大量的、最直接的“存在”,是战争运动最基本的因素,同时它也是战争史上最初的始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毛泽东军事思想坚持辩证法,把战斗力作为其逻辑起点。早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战斗力的概念。这正体现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当他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就特别注意战斗力的提高和使用,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他还对战斗力的基本要素一一人和武器的辩证关系及其在战争运用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战斗力是人和武器的统一。但它不是两者简单叠加,而是内在统一的整体。毛泽东在军事领域坚持辩证法,以战斗力为其逻辑起点不仅抓住了战争中最基本的因素,找到了战争运动的客观基础、战争运动的载体,而且抓住了分析战争运动矛盾的钥匙,因为战斗力作为战争机体的细胞,几乎包含所有战争运动中矛盾的胚芽,如攻与防、胜与败等。通过对这个细胞的剖析,可以洞察战争过程,揭示战争运动规律和全部内容。毛泽东正是围绕战斗力,通过对其各种因素关系变化的分析,对其对抗的本质目的的分析,揭示出“强弱转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辩证规律,并以战斗力为起点,通过对战斗力的组合、提高、使用,导演出丰富多彩的武装斗争的场面,并使军事辩证法本身的内容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

2.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其实质和核心

毛泽东在军事领域坚持辩证法,形成了严密体系和丰富内容。从主要特点看,他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军事活动,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系统,并着眼于战争实践的发展分析和指导战争。从其主要内容看,毛泽东同志把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灵活地运用于分析和指导军事活动。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毛泽东对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并指出强弱转化的趋势;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阐明了“战争辩证法是和平一一战争一一和平”,他还根据敌我力量的状况规定作战方式,使我军在二十多年的历程中经历了“游击战一一运动战一一再游击战一一正规战”的复杂过程,这正是辩证杏定规律在作战形式发展变化上的生动体现。

但是,从本质上说,军事领域里的辩证法是关于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和解决军事领域的问题就成为毛泽东在军事领域贯彻辩证法的实质内容和核心问题。他将对立统一规律贯彻在战争指导和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如他揭示人民战争的辩证法,说明军力与民力、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组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等关系;揭示人民军队建设的辩证法,说明党和军队、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官兵、军民、军政等辩证关系。

然而,在战略战术上运用辩证法是毛泽东在军事领域运用辩证法的最成功最出色的表现。战略战术是对充满矛盾的战争因素的统筹运用和布局。对于如何用兵,孙子认为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孙武就曾指出,战争中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成败、利害、虚实、奇正、勇怯、劳逸、饥饱等都是相互依存、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对战争与政治、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等基本辩证关系也作了深入分析。毛泽东以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着眼于矛盾分析和转化,在战略战术上巧妙运用辩证法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把战略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兵无常势,以变应变、灵活机动、用兵如神。他正确地处理好进攻与防御、全局与局部、主动和被动、歼灭与消耗、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前进与后退、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等各种关系及其转化。在战略战术上,坚持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积极防御为核心,以劣胜优为前提、灵活机动为灵魂。在患与利的关系上,毛泽东深刻地运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关系,常常巧妙地变局部之患为全局之利,变眼前之患为长远之利,变迂途之患为直途之利,变全局之患为局部之利。毛泽东善于随不同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而通权达变,巧施战略:在战略防御中,巧妙地在战役战斗中积极进攻;在战略内线作战时,主动地在战役战斗中进行外线作战;在战略上进行持久作战时,在战役战斗中勇猛进行速决战;在全局中以弱对强时,在局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强对弱;静止的敌人,能使之运动,集中的敌人,能使之分散;行动正确的敌人能使之发生错觉。毛泽东的军事运筹充满了辩证的灵活变化精神。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灵活用兵、不拘一格的得意之作。

3.以唯物论为基础又丰富唯物论,显示出强烈的实践性

毛泽东在军事领域贯彻运用辩证法是以坚持彻底的唯物论为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不可分的。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离开了唯物论作基础的辩证法,就会变成唯心主义的“变戏法”。毛泽东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在坚持唯物论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辩证法:在战争指导上,既重视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又重视主观的能动作用;在战略上,既坚持目标的坚定性,又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在人民军队建设上,既注重物质装备的硬件建设,又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证法是唯物论的具体表现,这种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是对唯物论的表现、丰富和完善。

毛泽东在军事领域贯彻运用辩证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实践性,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地以理论形态出现,那么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则更多地见诸活生生的战争实践。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长期肩负党和军队最高决策重任,从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到处理军队的各项重大事务,从在丛山峻岭中点燃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到指挥千军万马决战的三大战役,他都处于斗争的前沿,因此实践性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显著特点。而恰恰是这种具体的亲身的实践,为他提供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指挥军事活动的广阔舞台。

注释:略。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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