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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 2018-02-23 14:42:52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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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存兴:论毛泽东军事战略指导中超前思维的特点
·郝存兴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超前思维

    摘要:超前思维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维中最辉煌的篇章,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军事战略指导中超前思维的特点主要有:全局性思维与敏锐性思维相结合;时效性思维与风险性思维相结合;灵活性思维与超常性思维相结合;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与情感思维相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思想;战略思维;超前思维
    
    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和战略预置。战略预见也叫战略预断,即战略指导中的超前思维,是对未来某个推理认识的结论,是战略指导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正确的战略预见将导致正确的行动,而错误的预见将导致行动的失败。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战略家,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又集中国人民的智慧,绘制出一幅幅未来的蓝图,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战略预见是毛泽东战略思维中最辉煌的篇章,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全局性思维与敏锐性思维相结合
    
    1964年10月,毛泽东修改陈伯达的一份讲话稿时加写了一段话:“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的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的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超前性战略思维中全局性和敏锐性的关系,指出了敏锐性思维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是抓全局,怎样抓全局的问题,并从方法论意义上分别给予了阐述。
    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一切必要的退却,认为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结果造成全局的失败。毛泽东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他又说: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总结,指出:“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抓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这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全局性思维与敏锐性思维相结合特点的鲜明展示。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毛泽东指挥进行的大决战,是他的超前思维中的全局性思维和敏锐性思维的科学正确地运用最好不过的体现。国共战略决战,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若定。首战辽沈,次战淮海,再战平津,战役打得有声有色,三个阶段珠联璧合,处处生辉。整个大决战的各战略阶段,每个战役、每次战斗,似都在他的运筹之中,连敌人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其主要思想,从战役的角度说,打第一仗,必想到第二仗、第三仗、第四仗如何打;从战略角度说,处于这一战略阶段的时候,就应想到下一个、下几个战略阶段的部署,并有一条贯串各战略阶段的战略方针。
    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就以敏锐的眼光注视美国政策的走向,他始终将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作战考虑在作战计划之中。毛泽东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在东方冲破了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集团大吃一惊,开始回头注意东方了。他预见中国与美国将有一场难以避免的较量,主要可能有三个地方:越南、台湾和朝鲜。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要员连续发表关于亚洲问题的演说,军政大员也频繁出访远东。从这些现象中,毛泽东觉察到美国这头狮子的脑袋已经转向东方了。结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验证了毛泽东的敏锐性的战略预见。
    
    二、时效性思维与风险性思维相结合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往往在瞬息之间。不称职的领导者,往往失误于此。当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蒋介石的军队在数量上还居多数,在地域人口上还占优势的时候,毛主席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到来了。他把握历史时机,做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举行全国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部署,像一把利刃,插向蒋介石的心脏。他英明地预见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还告诫部队: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由于刘伯承、邓小平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由于他们的英明指挥,实现了三种前途的最好的一种,为以后战略大决战和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说过: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预见是不容易的,在抓住敏锐性的同时,必然会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也不能预见得百分之百准确。因为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一个难以捉摸的模糊世界,战争进程的丰富多彩也使得预测的失误与误差难免。1929年4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经营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种一年为期的预见和安排显然是过急一些。所以毛泽东在第二年给林彪的信中,承认上面争取江西的话是正确的,“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1942年夏秋,中央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口号:“1943年打败日本。”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社论《敌后形势与我军政治工作》说:“我们应当用一切方式,向军人及百姓解说:困难是严重的,但是临时的,我们有光明的前途,明年打垮日本是有把握的。”已经提出持久战科学理论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意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关头提出1943年打败日本的口号,原因还有待深究。“1943年打败日本”口号提出时间虽短,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底毛泽东提出再有一年左右便可打倒国民党政权时,还有人用这个口号的失误来怀疑中央是在“吹牛皮”。到1943年1月,毛泽东才以比较肯定的语气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同年3月,又预测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同年6月,又指出:“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应当说,后来的这些预测是基本符合战争进程的。
    
    三、灵活性思维与超常性思维相结合
    
    灵活性思维在毛泽东战略思维中是运用最普遍和最得心应手的。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师之初,原拟全部展开于恒山山脉。但到9月中旬后,形势突变,日军以相当兵力沿平绥线突破晋北防线,企图由北而南沿同蒲路直趋太原,同时,日军一部沿正太路突破娘子关,进逼太原。这样,位于同蒲路和正太路之间的恒山山脉就成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八路军如依原计划行动,将全部处于日军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这时,毛泽东迅速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八路军第一二○师转至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准备依情况逐渐西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这个部署的总意图就是使八路军主力在日军战略大迂回的翼侧展开,避免入敌“彀”中,保持战略主动。这就既可避敌锋芒,又可以翼侧与敌后的游击战争相配合对日军形成反包围。
    超常性思维实际上是灵活性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灵活性战略思维的结果,而提出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正是其超常性战略思维结出的硕果。毛泽东把超常规的逆向思维视作探索未知领域,进行理论创造,指导革命实践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顶住“城市中心论”的重重压力,运用逆向思维,巧妙地将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结合起来,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农村中心论”的观点,提出了一条与“左”的“城市中心论”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重庆谈判,蒋以为毛泽东是不敢去重庆的,谈判对蒋来说是虚的,只是为打内战作军事部署争取更多的时间,才摆出和谈的姿态。而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义无反顾地前往重庆举行和谈,使蒋措手不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是用此道。蒋介石被兵谏时,何应钦兵发西安,意图明显。只要西安先打第一枪,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何应钦则会立刻置蒋于死地,那样的话内乱更大。毛泽东识破和挫败何应钦的企图,就是采取反其道而行的思维方式,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胜利也放射着毛泽东逆向思维的光芒。当年2月,国民党大军压境,以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将进攻矛头直指延安,以为占领延安便可摧毁我党、政、军中枢。而毛泽东则主动撤出延安,将空城“拱手相让”,正当国民党为“胜利”而庆功时,我军已取胜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随后屡战屡捷。最后,国民党以溃败而告终,而我军则以暂时放弃延安换取了全中国的解放。在毛泽东的理论研究中也处处可见逆向思维的印迹,闪耀着逆向思维的光辉,在此不一一举出。
    
    四、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与情感思维相结合
    
    毛泽东最早的惊人预见可能是1916年关于中日战事的预见。这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提出注意“东事”。信中说:“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信中预测:“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严格地说,这个预见还不能算是科学的预见。因为没有严密的推理和论证,更多的还是一种直观感觉和情感流露。不过后来中日全面战争确实是在二十年后发生了,你不能不佩服这种直观感觉的洞察力。
    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是在把握具体事物表象的基础上,通过想象、联想、比喻、象征等手法,经过分析综合,揉合自己的世界观,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并努力使自己所阐述的道理通俗易懂,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毛泽东擅长借用那些通俗易懂的事实或道理分析说明深奥的道理,启迪人们的思想。他借用古人的一幅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以此形容主观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的本质特点,生动形象,发人深省。引用俗语“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来讽刺、批评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比喻人们若不参加社会实践就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道理。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来形容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的人,如此等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能在丰富的遐想中把握主题,揭露事物的实质。1921年他在安源教矿工识“工”字时说:上下两横分别是“天”和“地”,中间一竖是工人阶级,工人脚踏地头顶天,因此工人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宿命论。1930年在革命低谷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很具鼓动性和说服力。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七大”上,毛泽东专门引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以“愚公”象征中共党员,以太行、王屋象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只要全党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毛泽东的形象思维使他的言论和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息和大众化风格,极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毛泽东的形象思维对于宣传、动员、组织民众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中国缔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党创立了一支人民军队、一条统一战线,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坚决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屈服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压力,同一切反华、反共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自力更生地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不断追寻关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新中国建设问题的正确的思维方法的一生,是不断进行战略预见–战略实践–再战略预见–再战略实践的一生。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的超前思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略。
    
    来源:《探索》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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