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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 2018-02-27 09:24:52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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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国模 石世印: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关于毛泽东国防科技工业思想的探讨
·怀国模 石世印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国防科技工业

    早在1950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1]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我国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国防科技工业,多次听取军工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的汇报,直接到军工企事业单位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会议对发展规划、战略布局、长远目标和重点等,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并针对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和重要指示。毛泽东是我国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的伟大奠基人,他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理论、决策和指示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国防科技工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国防科技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力可能的基础上加速发展
    
    加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首先要认清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摆正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对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奠定了指导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巩固国防、防止外敌侵略的迫切需要
    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有着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也留下屡遭外敌入侵和欺辱的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必须准备可能的突然事件;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显然,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必须建设现代化国防科技工业。
    毛泽东、党中央一直把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骨干项目中,航空、兵器、电子、造船等国防工业项目就占41个;“二五”计划期间,国家相继安排大型国防工业建设项目44个;“三五”计划期间,在辽阔的三线地区建立了一大批国防科研、生产基地。这些项目,在国内具有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力量。随着国防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不仅能独立自主地研制生产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加快了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的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把加强国防建设,研究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看作关系国家安危和国际地位的大事。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
    (二)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关键因素。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防科技工业的现代化。还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发展军事工业,但受当时条件所限,根据地的军事工业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我军武器装备主要靠取之于敌。1953年1月,毛泽东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明确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4]为了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5]显然,我军要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武器装备由主要取之于敌向自行研制生产转变,唯一出路在于建立现代化的国防科技工业。
    为了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毛泽东对国防科研、生产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关怀,并及时提出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40年来,我们不仅研制生产了大量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在研制发展战略核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保证了我军由单一陆军发展为包括空军、海军、第二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的需要。现在,常规武器已从仿制为主发展到自行研制为主,战略武器正进一步改进提高,高技术研究工作逐步展开,技术基础不断加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
    自50年代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许多深刻论述。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64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些重要论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国防建设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6]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经济资源的实际可能为基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资金不足,既要加强国防,又要发展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长期以来,研制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经费短缺,这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财力物力支持。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超越国力的可能,对国防工业投入过多,就会影响基础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的建设,最终必然制约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一再指示,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7]这也说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以国民经济为基础,同国力相适应,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四)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同年4月,他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又强调,要学习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民用产品生产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军事产品生产的本事的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较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的思想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家工作重点较移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的思想,从方向、道路和体制的高度,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16字方针。十几年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全面贯彻军民结合16字方针,在优先保证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发展民品生产,扩大军工技术转民用,民品产值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92年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已达到70%,已经并正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事实证明,实行军民结合,为国家增加了财富,为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为科技人员开辟了用武之地,同时提高了军民兼容程度和平战转换能力,是一条利国利军利民的正确道路。1984年11月,邓小平曾肯定地说: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1991年初,他在上海视察时又强调指出:“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8]由此可见,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军民结合思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走中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争夺技术优势的竞争空前激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富国强兵之道。在当今世界上,谁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谁就可能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军事上被动挨打,甚至成为强权政治的附庸。
    毛泽东高瞻远瞩,密切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同时谋划着我国的对策和部署。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9]毛泽东还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在1963年曾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并且必须打好;不打科学技术这一仗,生产力就无法提高。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指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0]毛泽东还针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决策和理论阐述,为我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国防建设和我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变革作用,把加强科研放在首位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进而引发军事的重大变革。毛泽东历来极为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1952年,他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11]次年,他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12]1956年,他在谈到国防建设时指出:“现在装备,是很大的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力量了。但从现代化水准上要求,拿最新的原子、电子水准来要求,那还是很差的,还需要把国防力量大大加强。”[13]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面貌,缩小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关键在于把国防科学技术搞上去。科研是生产的先导,国防科技工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加强科研,先后建立了一大批科研院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科研体系。这些科研单位,无论在预先研究和高技术跟踪方面,还是在武器装备型号研制和技术基础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为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或改进现有武器装备,增加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储备,成为促进武器装备变革的强大动力。
    (二)以发展尖端技术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作为一个基础差、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什么样的国防科技战略,才更有利于赢得时间和速度,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可能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直接进入前沿呢?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党中央果断地决定,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以尖端技术为重点。当时,所谓尖端技术,主要是指原子弹、导弹技术。确定以尖端技术为重点,这是毛泽东、党中央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为使我国尽快拥有核反击力量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同时也是洞察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为带动和促进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为了加快尖端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党中央强调要借鉴战争年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宝贵经验,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形成拳头,重点突破,由全局劣势变为局部优势。由于力量集中,措施有力,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事实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今年10月,用自己研制的多系列运载火箭共发射各类型卫星(包括外星)40颗,其中返回式卫星15颗。现在,“两弹一星”已成为我国尖端技术成就的象征,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民族的能力,也是我国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各个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和新的飞跃,产生并继续产生着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高技术群,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高科技的较量。为此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把保持和争夺技术优势看成比直接使用武力更有效的威慑力量,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威慑手续和军事潜力。面对世界高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1988年10月,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4]为了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高科技意识,更加自觉地把研制生产高技术武器装备作为重点,这不仅是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要对策,而且是力争掌握战略主动的关键措施。
    (三)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抓住机遇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军武器装备必须立足国内研制和生产。即使在50年代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也一再指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正因为我们始终把依靠自己的力量作为基点,60年代初,在苏联毁约停援、搞突然袭击时,才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变,灵活处置,及时调整部署,迅速攻克难关,在“两弹一星”方面取得突破。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些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冷战的结束不可能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垄断和把持高新技术的实质,这已成为他们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手段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60年代初苏联背信弃义,还是80年代末美国对我实行制裁,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些高新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国外是不会转让给我们的,只能靠自己去攻关,去拼搏,去创造。这样,才能经得起国际风浪的冲击,防止受制于人,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自力更生,决不是盲目排外,搞自我封闭。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抓住时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是毛泽东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15]他还形象地说过:要“先写正楷,后写草书”。事实证明,50年代,我国抓住中苏友好的有利时机,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引进苏联先进技术、设备和智力,对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对外开放已成为基本国策,我们更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四)坚持全国“一盘棋”搞好大力协同
    1962年10月,罗瑞卿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那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必须得到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援。对此,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几十年来,大力协同,集智攻关,不仅是核武器研制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而且已成为整个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反映了现代科技、现代工业的特点和要求,同时也是群众路线在国防科研生产中的应用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武器装备既是现代科技、工业的产物,又是现代科技、工业的缩影,技术复杂,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是宏大的系统工程。以卫星通信工程为例,它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网和通信地面站等五大系统,每个大系统包括若干分系统,每个分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众多的仪器、部件、零件组成。再如,核潜艇的研制,几乎涉及到全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几千个厂所院校,上万名科技人员。如此庞大的工程,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群策群力,密切配合,才能保证各个环节协调发展,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的思想,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利于把各路科技大军汇集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首先取得突破,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0年代,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中国科学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和军工部门的科研院所,以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都投入很大的科研力量,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技难题。正是由于各部门、各地区的大力协同,才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合力,使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建设急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障,大批原料、材料及配套产品立足国内,众多的科技难关得以攻克。可以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伟大变革中,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一方面要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功能,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一定要进一步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增强全局观念,发扬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依靠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争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
    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力量非常薄弱,国防科技人才更为缺乏。毛泽东十分重视科技人才,认为这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他明确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16]1956年1月,他又强调说;要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7]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多次邀请科学家讲授有关科技发展的知识,亲自与科技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意见,了解他们生活学习的情况。总的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贯思想。
    为了迅速组织国防科技队伍,毛泽东、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比如:通过多种途径,动员、争取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专家回国;选派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及其他国家留学深造;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选调科技骨干充实壮大国防科技队伍,等等。由于国防尖端技术保密性强,许多专家和科技人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离开大中城市,离开亲属朋友,奔赴戈壁荒原,深山峡谷,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赞扬。去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18]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老一代科学家的无比尊重和对他们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极大关心和鼓舞。
    当今世界经济以至综合国力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核心是人才竞争。在人才竞争中、国防科技人才的竞争最为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士普遍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国防科技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保留和造就关键技术人才、人才资源是未来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中最宝贵的资源。面对人才竞争的大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防科技队伍,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重大问题由党和国家高层决策
    
    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发展规律,决定它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这样才能根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要求,结合国家经济、科学条件的实际可能,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当断则断,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和部署。
    (一)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建立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机构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对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建设与发展,毛泽东、党中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适时地加以调整和加强。早在1950年10月,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兵工委员会,直接领导兵器工业的生产和建设;1951年4月,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中央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先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以罗瑞卿为主任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962年12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更大的成果,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后改称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混乱,领导多头、管理分散、机构重迭现象非常突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必须高度集中统一。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改革,加强了对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发展方向、重大项目和军民结合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践证明,要实现党和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建立具有高度权威和效能的领导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做到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保证和鲜明特征。
    (二)在重大决策上必须提高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立足比较落后的经济、科技基础,要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作出决策,既需要极大的勇气,又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气魄与科学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对国防尖端技术和重大武器装备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随着这些决策的胜利实现及其巨大影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是极其英明的。
    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积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保证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的决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1953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中央随即指示地质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铀矿地质勘探工作。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三强,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有关情况。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决定。当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19]再如,中央关于发展导弹的决策也是根据专家的建议作出的。1956年2月,从美国归来仅4个月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了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的建议。随后,中央军委组织有关专家对发展航空火箭技术和制造导弹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同年5月,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以上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这些重大决策,是科学化、民主化的突出体现,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现在,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现代武器装备不仅日趋高技术化,而且耗资成倍增加,加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对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凡事关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目标、重点的重大决策,都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又要立足国力的可能;既要注重我军现代化建设对国防科研、生产的需求牵引,又要注重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巨大推动,只有经过战略、战术、经济、技术的全面论证和综合平衡,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和有效执行。如果单凭老经验、想当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决策,甚至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少走弯路,避免失误,在决策中要注重严格决策程序,完善决策制度,注意发挥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尤其要十分注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说:“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20]最近,江泽民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基本信念应该是相信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要以这个作为决策的哲学基础和科学基础。这说明,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格遵循科学规律的重大原则问题。
    (三)在宏观调控上必须有统一规划和明确的战略目标
    加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层决策,主要是为了搞好宏观调控,而调控的方式、手段除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外,最重要的就是统一规划,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思路。1953年1月,当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会议,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初步改变国防工业落后面貌的目标,还就企业的新建和改造,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以及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和制造,规定了明确目标。1956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把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国防急需专业的技术作为国家重点,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事实证明,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有利于保证国防科技工业稳定协调、高速高效地发展,也有利于激励、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围绕共同目标团结奋进。而且,目标一经确定,即使发生暂时困难和挫折,也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去完成。就以原子弹研制来说,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1961年10月,又决定争取用3年时间爆炸原子弹。为了实现预定目标,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一定要抓紧进行,不能放松。1962年12月,中央专委领导原子能工业部门,在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订了两年规划;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胜利实现了原定目标。
    几十年来,制定统一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管理的重要经验。事实证明,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更需要加强计划性。世界各国对高技术尤其是军事高技术的发展,也都是由国家高层决策,实行统一规划和严格调控的。1988年10月,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21],1992年初,他在南巡中谈到科学技术发展时说:“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开拓奋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实现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上新台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注释:
    
    [1][2][9][15]《毛泽东选集》第5卷,战士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页,第271页,第144页,第285-286页。
    [3][7][8][14][18][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第99页,第367页,第279页,第378页,第279页,第378页。
    [4][19]《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页,第27页。
    [5][11][12][16][17]《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61页,第358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1卷,第12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13]引自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2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97页。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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