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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 2018-02-27 09:27:02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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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卿:光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及其运用与发展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吸收古今中外战争经验的精粹,创造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在这一光辉战略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战略思想又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巩固国防的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扩展,成为党和国家谋划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在军事战略领域的创造性活动,认真学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受教育和启发。我们要把这份珍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在新的斗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是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
    
    从军事思想史上看,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历来是军事指导上的一个通则。毛泽东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超越以往军事家们的视野和局限,对传统的积极防御思想进行了质的改造和全面的发展,使之成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丰富的科学内涵、全新的实践形式,并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这是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飞跃,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一项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积极防御上升到战略思想的高度,使之能动地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纲领。
    在毛泽东之前,人们论述积极防御,大都囿于单纯的攻防作战角度,其视野基本上没有超出一般的作战行动范围。毛泽东则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指导路线的角度研究积极防御问题,把积极防御提到战略思想的地位,并进而把这一战略思想与革命战争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目的直接联系起来,使其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为推翻反动统治、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本质上都具有自卫的、防御的性质,同时又具有坚决的、积极的革命政治目的。毛泽东在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军事和政治的结合上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的发挥。他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防御与战争的正义性质联结在一起加以考察,称之为“正义战争中的防御战”[1],他说:“后起而且发展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因为它们的“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2]他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3],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战略途径。因为它不仅解决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军力的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促使战争力量对比和战略形势逐步地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从而最终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夺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样,毛泽东就把积极防御由一种作战原则,上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基本军事政策和军事纲领,亦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决议中所说的党的“战略路线”。纵观古今,横察中外,像毛泽东这样把“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思想同党与阶级的政治要求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是以前的军事理论家们从未做过的事情。
    二是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牢固地植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彻底的人民战争基础之上,成为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主体和核心。
    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讲的积极防御,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积极防御;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他对积极防御的理论阐发,与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起。他认为,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可以使我军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坚持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作战,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灵活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不断地减煞敌人的优势,进而挫败敌人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充分利用人民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充分发挥广大军民在战争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便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常常退却到根据地内作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而“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4]。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示我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考虑就包含着深入发动群众和使我军的战略行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两个主要问题。抗日战争中我军的积极防御,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下,以规模空前的人民游击战争的形式进行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争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作为通过自卫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政治前提,在全面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的同时,全面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在公布我军十大军事原则时深刻地指出,敌人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办法,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提出种种对付我们的建议,但这些都不能挽救敌人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5]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始终凭借着人民战争发挥作用,从人民战争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又始终贯穿着积极防御这条基本主线,在积极防御的总体框架内展开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持久战思想,歼灭战思想,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并包含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之中的。它们各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并以积极防御为核心,构成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完整体系。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二者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是毛泽东在战略理论上的一大创造。
    三是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全局,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反映了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规律。
    攻防结合、寓攻于防,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内核。毛泽东把攻防之间的辩证统一,放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中加以全面的发挥,表现出一种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其基本内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战役战斗上的攻势作战作为达成战略防御目的的主要手段;二是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地解决战争问题。这样,体现积极防御实质的攻防辩证关系,就在他手里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的展现,使积极防御既在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起根本的指导作用,又合乎逻辑地延展到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阶段。正如叶剑英后来所概括的,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是贯彻战争全过程的彻底歼灭敌人的战略。革命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又把积极防御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国防的斗争,进一步使其由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政策,从而大大拓展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内涵和指导范围,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首尾一贯的战略理论体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是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战争环境里研究积极防御问题的,因而它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包含了那些反映攻防关系一般规律的原则,而且增添了许多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新的理论内容。他提出的一系列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原则,基本点都是放在能动地实现以弱胜强上面的,同样充满了革命的创造性。他认为,人民力量在战争开始阶段的相对弱小,决定了其在战略上的防御地位;而战略上的防御,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积极主动的攻势行动来实现。只有辩证地解决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才能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地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成功地创造敌我强弱转化的条件,使敌人由强变弱,而使我军由弱变强,进而实现战争全局上的攻防易位,直至最后战胜敌人。这一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与之相伴而生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无不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独创的形式,从一般和特殊的结合上,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其深刻性是以前的任何军事理论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产生,又运用于这一伟大的战争实践,指导着战争的胜利进程。它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是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成果之辉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得以充分展示的大舞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三个战争时期,而在各个战争时期,又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各个战争时期和战争阶段上的运用,是贯彻始终而又高度灵活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曲威武雄壮、惊天动地的凯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继续运用于我国巩固国防的新的斗争实践之中,在战略指导方面又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生动地展示了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辩证过程。它主要表现在:
    其一,准确地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任何战争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存在着时间、地域和性质上的差别;战争和战争规律又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战争指导者必须坚持客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战争现实,活用战略战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经历过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从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上,提出了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指导红军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四个相互矛盾着的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并据此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确立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使积极防御战略与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这种对战争特点及规律的分析和把握是贯彻始终的。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的每个时期和每个发展阶段上,毛泽东总能为积极防御战略找到最能适应当时战争特点的生动的实践形式,驾驭战争航船朝着正确的航道驶向胜利的彼岸。
    其二,精心地确立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中心环节。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斗争全局的行动纲领,是统一思想、部署行动的基本依据。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现实斗争成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作战,红军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强大敌人的连续“围剿”,红军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而王明等人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结果导致了红军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国民党实行消极、死板的战略方针,非但不能有效地打击日军,反倒使自己陷入处处被动,在正面战场上一败再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最直接地同各个时期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斗争形势下,毛泽东总是能抓住形势发展的本质方面和推动形势发展的关键问题,确立符合当前斗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如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解放区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全面内战爆发后,制定了内线作战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使我军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不断地歼灭敌人,逐步地改变我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当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又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指导我军适时地转入战略进攻,进而以战略决战求歼国民党军主力集团,奠定了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在战争第一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战争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的作战行动,用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这些生动的战略实践表明,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形式,也是这一战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的基本保证。
    其三,灵活地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发挥指导作用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称战争是敌我双方“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6],对力量较弱的一方来说,要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要靠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战略指导的中心问题,是争取主动权的问题。防御本来是容易陷于被动的,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总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创造出主动的内容,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其原因就在于战略谋划和指导上的正确与灵活。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7]毛泽东战略指导艺术之高超、精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概括地讲,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照顾好全局的各个方面,把握战略枢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动作上,推动全局的发展;随机应变,因情措法,不拘一格,不守陈规,灵活地运用兵力与战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敌人的一切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长处,在全局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这些战略指导要则,是我党我军执行积极防御战略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其四,适时地进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实践中成功地发挥指导作用的又一重要形式。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和任务,我军在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和转变。比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曾实行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后期的运动战的转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行过从战争前期的运动战向后期的阵地战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我军也进行了几次战略重点和主要战略方向的转变。这些战略转变,有从这一战争时期到另一战争时期、从这一战争阶段到另一战争阶段的转变,也有从战时到平时以及和平时期的转变。在这些战略转变中,具体的战略方针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从总体上讲,我军历史上的这些战略调整和转变,都是在积极防御这个总的战略框架内进行的,但在调整与转变之前、之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着重点及其具体做法则有明显的不同,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容。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调整和转变,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不断跃升到新的阶段。实践证明,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适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对推动军事斗争全局的发展和争取战略主动权至关重要。战略调整和转变是一种全局性的变化,为了顺利地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必须全面地把握影响形势变化的种种复杂条件,深刻理解这种变化的战略含义,并据此变更自己的方针、策略,正确地规定战略转轨后的目标和方向,克服战略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把军事斗争引向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学指导意义。它所揭示的军事斗争指导规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指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打胜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继承它、发展它,坚持它在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指导地位。
    坚持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去进攻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军事斗争中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的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这是我国军事战略与霸权主义国家军事战略的一个本质区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斗争仍然具有防御性和积极性,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也就仍将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仍将是我国军事战略的理论基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不是对历史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予以发扬光大,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新时期的战略指导问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包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内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今后的国防建设,为提高新时期军事斗争艺术指明了方向。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8]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防御性质,确立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和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他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把这一战略思想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领域里的新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充实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功能,为这一马克思主义战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首先,正确地把握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走向,系统提出了遏制战争的战略主张。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包含着“制战”内容的。1956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制定的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提出要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安全面临的威胁加重,毛泽东从应付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考虑,较多地强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一面。7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战略判断。他认为,霸权主义是当代世界战争的总根源,由于霸权主义的争夺,世界上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一战略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反对霸权、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的一个整套系统的战略思想。他一方面指出世界性战争可以推迟或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和平要靠争取才能赢得,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9],只有积极开展反霸斗争,才能真正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就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使积极防御中的“制战”思想在新的战争与和平形势下得到充分的发挥。遏制战争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积极防御的防御性和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出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战争发生后如何以积极的攻防行动,能动地夺取战争胜利的问题,而且要注重在战争发生前开展各种积极有效的斗争,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的密切配合,有力地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遏制不安全因素向导致战争的方向发展,即使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乱,也要尽量遏制小的冲突升级扩大为大的战争。当然,遏制战争要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作物质基础,赢得战争的能力越强,军事威慑效益越大,也就越能对战争起到遏制作用。充分发挥军事斗争遏制战争的职能,是新时期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重要发展。
    其次,全面地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正确规定了新时期军事斗争要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战略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国抵御侵略、巩固国防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始终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谋划战略全局。邓小平针对新时期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从党和国家的大战略的高度,把新时期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同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联结起来,提出了军事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宏观定向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考虑问题,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在新时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利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其基本着眼点来说,是要为这一利益的实现提供军事上的保障。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将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进行,还存在着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全面反映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需求,尽量限制和消除不安全因素的作用,努力争取和维护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这是明确新时期军事斗争目标指向的基本依据。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10]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断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这就为我军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作了质的规定,并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与新时期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谋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需求,从争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出发,把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纳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轨道上去,并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针对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性质、程度、形式和方向,明确我们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具体的斗争策略,使我军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中都能担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三,明确地提出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实行由侧重准备对付大战到侧重准备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毛泽东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阐述,基本上是围绕全面战争展开的。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实践活动中,也包含着对局部战争的指导,如抗美援朝战争及几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但他对战略问题考虑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可能发生上的。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冷静分析,得出了大战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打不起来的判断。同时,他又提醒我们,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军委于1985年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由过去的立足于大战转到重点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这是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基本的战略原则,但又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新作法。比如,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引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缩短战争进程;全面战争需要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局部战事对国家建设大局的影响,等等。总之,军事斗争准备上由过去的侧重对付大战到侧重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战略转轨,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密切地注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战争和战略的深刻影响,突出强调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问题的新课题。毛泽东创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时,我军技术装备状况还十分低下,后来逐渐由“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透过朝鲜战场的炮火硝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化战争与我们过去所进行的战争的巨大差别,深刻地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以便迅速地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1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重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论述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强调要研究现代化战争的特点,研究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问题。他把现代技术条件与我军的战略传统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命题。他指出,在现代化战争中,积极防御仍然要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12]。同时又指出:“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13],要注重研究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他强调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14],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都要学会对付;无论陆海空战,都要重视争取制空权问题,“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15]。他还十分重视国防科研和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认为“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16],并强调我们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高度上,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当前,由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海湾战争和其他几场带有高技术性质的局部战争看,这种战争越来越具有突然性、立体性、快速性、机动性和纵深性的特点。大量、密集地使用高技术打击兵器,可以不需要通过一系列战役战斗行动即能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使过去战争中的一些传统战法受到严重挑战。探讨对付高技术战争的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课题。对未来高技术战争对策和战法的探讨,仍然要以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指导,但在作战思想、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手段、作战指挥和作战保障等方面必须进行大胆的创新。当前,全军正遵照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认真分析高技术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里运用所产生的全方位的影响,深入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根据发展变化了的作战条件,创造符合未来战争需要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作战理论。完全可以预料,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注释
    
    [1][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9页,第199页,第207页。
    [3][6][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6页,第490页,第491页。
    [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8页。
    [8][9][10][12][13][14][15][16]《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44页,第16页,第52、第53页,第49页,第46页,第114页,第57页,第46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360页。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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