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1.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2.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3.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

二、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

三、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科学处理战争中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关系错综复杂。就作战行动而言，就有走与打、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歼敌与保地、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等等。作为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矛盾法则，揭示了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天地。把矛盾对立双方放在统一体中进行考察，防止和克服战争指导上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对于战争中诸对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的军事家大多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往往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矛盾进行了透彻精辟的分析，辩证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指导战争。

如在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认为进退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以必须的打为条件的。走是手段，打是目的。在实践中，他创造了许多用走调动敌人、用打歼灭敌人的范例。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三出陇海线，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都正确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时而大踏步的前进，时而大踏步的后退，时而与敌周旋，时而“声东击西”，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逐一就歼。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走出来的，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寻求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对战争中矛盾复杂关系的处理，毛泽东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时当地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

如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我军处于内线，要变被动为主动，我军必须在战役战斗中变内线为外线，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变为我对敌之小围剿；把敌对我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在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把敌在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抗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内线，但他把内线与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挺进敌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在外线主动打击侵华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式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能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适时地转换，而且在战役战斗中也注意使其相互配合，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把处理复杂关系的着眼点，放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上。毛泽东在处理战争复杂关系时，始终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怕丢掉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使作战形式服从作战目的。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把歼敌放在第一位，把保地放在第二位，使保地从属于歼敌。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西北战场我军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强大攻势，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创造了“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山东战场，我军主动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

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非主力的分散是为了主力的集中，次要方向上的分散是为了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当前的分散是为了下一步的集中。在战争指导实践中，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观毛泽东对战争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艺术，他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始终作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方法，使战争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

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仅有物质条件，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③要把战争的诸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与发挥整体威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关键在于指挥员的主观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两军指挥员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用进步的思想灌注部队，用先进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方针指导战争，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使我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把主观认识与战争实际相统一，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主观同客观相统一，战争指导同战争实际相符合。只有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认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④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成是胜兵先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情况想得更复杂些，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把决心建立在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从而使我党我军在许多复杂险恶的情况下，都能从容应付，稳操胜券。比如，渡江战役，就做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抗美援朝，也做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国内的周密考虑。毛泽东还力主慎重初战，把它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首要环节。认为第一仗的胜败关系极大，影响于全局，甚至影响到最后一个战斗。他总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实施作战，否则宁可推迟也不仓猝应战。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由于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终于抓住了敌人脱离阵地的机会，首战富田，再战白沙，继而转中村、临广昌、出建宁，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而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我军实现力量转化的主要目标，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反对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我军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把战略上的以弱对强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以强击弱；把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消耗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由量的积累逐步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敌拥有总兵力430万，我仅有120万。毛泽东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1948年6月，使敌总兵力下降到365万，我军发展到280万。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把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切行动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但计划又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改。战争情况的瞬息万变，使战争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体察端倪，见微知著，适时修订原有的计划，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渡湘江后，敌人在湘西没置口袋，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极力主张改变方向，进军贵州，使我军摆脱了危险的境地。在许多大的战役战斗中，他都能依据敌情变化，采纳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修改完善计划。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的计划指导下，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极大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灵活性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突出特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灵活性的生动写照。他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围歼敌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把灵活性贯穿在战争指导的全过程。拿“围城打援”来讲，宜川战役运用的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则采取“攻城打援”，平津战役还采取了“围”、“隔”并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弄得敌人扑朔迷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计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我军在复杂情况下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巧妙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战法。毛泽东实事求是，胆略非凡，敢于冲破陈旧观念，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模式和经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军事理论总结和概括，创造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非常善于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从各种战争因素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无穷变化中，创造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战法。四渡赤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战法上一反常规，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待敌重摆阵势与我决战，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不知所措，处处挨打，而我却长追稳打，游戈自如，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奇正变化源于古代，但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像毛泽东这样得心应手，用兵如神。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以独具特色的时代风格屹立于世界军事科学之林。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出神入化，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特别是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难以企及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战争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唯物辩证法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立足于国情和军情，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以现有装备打败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科学分析高技术战争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着眼战争全局和发挥整体优长，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要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充分考虑人的能动因素，研究创造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要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探索高技术战争的运筹和指导问题，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争指导艺术，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9页，第492页。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