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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 2018-04-04 10:59:53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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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杨东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抗日战争

    摘要: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
    关键词:抗日战争;概念话语;毛泽东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但是关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具体运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鉴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的梳理,抛砖引玉之下,冀望学界方家能有更为深入独到的研究。
    
    一、以言指事——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尽管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鉴于中共当时所处的艰难环境,毛泽东虽然在实际层面提出了抗战的话语表达,但是在具体概念运用上,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更多的还只是集中在对“抗日”这一概念的表达和运用。
    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至少在青年时代阅读《盛世危言》这本著作后,即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不过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日本更多的还是一种敬慕与钦羡。随着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毛泽东对日本侵华的愤慨与日俱增。一战时,毛泽东仇日与雪耻救亡的活动即已开始。1916年,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国人”应“磨励以待日本”;中日开战,中美必将联手,“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斯亦千载之大业已”。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依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纲领作为理论话语,展开了对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批判。不过在1920年代,毛泽东对日本的看法,主要还是集中在思想理论层面,所谓“抗日战争”,毕竟尚未落实到具体实际。1930年代以来,国内外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的话语表达开始逐渐鲜明,并在实际层面上提出了基本的“抗日”主张。
    就在九一八事变当日,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号召白军士兵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随后迭次发表宣言,强调抗日主张。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抗战的话语表达,总体上还是一种单一的“以言指事”的表达,涵括在这一话语表达下,使用的是一对较为鲜明的概念意指,即“抗日”与“反蒋”。
    就“抗日”而言,此时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态度和决心,很难说已有具体层面的展开。其一,由于当时“左”的思维占据上风,毛泽东即便对抗战有较深刻的认识,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其二,当时中央和红军所处的艰难环境,实也无法有更实际的行动进行抗战。故而从话语表达的意图中,强调态度与决心,促成抗日高潮,当是此时构建“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主要意指。一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既如此,表明中共的抗日态度与决心,促成全国性的抗日高潮,就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等人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该年7月,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也说,中央派遣抗日先遣队“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真正的抗日的军队”。长征期间的两河口会议,针对日军侵占华北之举,毛泽东建议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能动员群众”。7月中旬会见徐向前时,毛再次提出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就是北上抗日”,要“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与“抗日”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反蒋”。在毛泽东的话语表达中,“抗日”与“反蒋”既是一个相互并列的概念,也是相辅相成的逻辑概念。1933年12月,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签订的“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即体现了这样的意指。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中,同样将“抗日”与“反蒋”相并列:“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的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但是在话语表达中,二者却体现着明显的逻辑关系,即“要抗日必先反蒋”。1932年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中指出,“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与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样的逻辑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1933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员会给上海工厂支部的一封信,就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出这一点:“为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成功,推翻国民党统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这样的话语,即便到达陕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有着同样的表达。1935年11月,毛泽东在致东北军董英斌的信中指出:“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去打日本,打蒋介石。”这一话语表达,还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及至1936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关于战前毛泽东对“抗日”与“反蒋”的话语表达,学界论者已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有论者强调这一政策的偏误。但是考虑到国共两党长期内战形成的血海深仇,中共长征所处环境之艰难,这样的认识难免苛责。实际上即便中共长征到达陕北立脚,所处环境同样险恶。这也就意味着中共所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生存问题,“如果不能生存,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这样的口号不仅仅是宣传,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特别注重的话语表达。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抗战公式:“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苦难=中国的胜利。”这一公式首先强调的就是“团结”,而要团结就要建立统一战线。因此“统一战线”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联接“抗日”这一概念的基本意指。揆诸毛泽东的话语表达,有一个较为突出的语言表达体系,即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往往会用“没有……,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样的表达形式。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运用的具体表征。
    1936年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即说,时下国民党是最强大的,“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也指出:“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一言以蔽之,“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因此,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就是在和平与团结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毛泽东看来,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故此,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就主张同西北同志的关系,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不仅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必须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概念话语中,自然包括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前世界格局的突变与急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战争的漩涡中都已不是独立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中国人民要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也是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
    因此,要“抗日”必须坚持和平团结的方针,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接起来,把抗日气氛掀起到最高潮,构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抗日”这一概念话语的基本意指。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这一概念话语的集中概括。同时也就是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毛泽东一方面通过阐释“统一战线”以构建“抗日战争”的概念话语,另一方面致力于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态势。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促成这一态势的目的就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时局的发展终于在12月12日,因西安事变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1937年2月以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这一主张最终变成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
    
    二、以言促事——“抗日战争”概念的纵深推进与表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抗战开始进入具体落实阶段。为促进抗战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又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通过对抗战纲领、抗战的性质、抗战的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阐论,构成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概念话语。
    按照时局的演变趋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抗战尽管拉开了序幕,但是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还只是走向全国抗战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我们还没有“民主”。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争取和平的第一阶段已经实现,第二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现时段“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而“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同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和平取得了,尽管不巩固,但是我们不能回到“争取和平”旧口号中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错误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话语——“民主即是抗日”。爬梳毛泽东的相关话语表达,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几乎在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毛泽东一直都在集中强调民主与抗日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在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时说,目前阶级斗争的问题已有解决,但民主问题还没有实现。“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政治的实现,要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因而,在毛泽东的概念话语中,自然就会形成这样的表达——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有这样的表达。他说,当前的抗战是只实行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许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参战。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造成许多土地的丧失和许多军队失利。因此,没有民主,特别是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说,“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目前中国主要缺少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
    如果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抗战的胜利,需要进行政治改革,那么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实现全面抗战而不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则是抗日战争必须要做的另一工作。换言之,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的战争,而不是片面的局部的抗战。这又构成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另一层表述。
    在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要改革政治机构,其中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彻底的转变,特别是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显然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他说:“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于是毛泽东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再次提出改造政府和军队问题。他说,目前的抗战虽经国共合作成为全国性的抗战,但却是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这样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的战胜日寇的任务”,必须“加以制度上的改变,才能胜任。改变的原则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这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应有之意。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独特概念话语:“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由上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此时关于“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与概念运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此前的“以言指事”阶段,而是将其向纵深方向推进,进而在话语表达中发展到了“以言促事”的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然;另一方面,经过近一年的观察,也表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进入了自觉的理性认识阶段。他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后批注说:“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于是,构建“抗日战争”的理论话语,也就成为毛泽东推进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任务。
    从中共中央进入陕北以来,特别是从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来,毛泽东就从理论问题上开始阐释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战争的性质、发展阶段及发展前途问题。综括起来,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理论话语表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抗日战争实际上就是人民战争。所谓人民战争,其本质就是农民战争。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作战方针和斗争策略,毛泽东说,抗日战争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的计划就是战略战术,它具体运用要有灵活性,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这就要求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第三,关于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在战争问题上,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这是必须而且恰当的,也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对于中共而言,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第四,关于抗日战争的保障问题,毛泽东说,国共合作是前提,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制度保证是民主。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第五,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毛泽东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
    抗战时期,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思考与阐发最为集中的时期,也是奠定这一概念的关键时期。一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实际上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理论思考,不仅奠定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话语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是在纷繁复杂的抗日环境中,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论基础。艾思奇曾这样说道,抗日战争的问题更复杂,“一个国家分为三个政府,一个是重庆政府,一个南京政府,一个是延安,一个姓汪,一个姓蒋,一个姓共。实际上也是一个‘三国演义’”;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些思考,“抗日战争的八年能不能胜利呢,是很可以怀疑的,甚至于可以肯定不可能得到胜利,可能又要遭受一次失败”。因此,这也是毛泽东在战时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推进的重大贡献。
    
    三、以言成事——毛泽东在抗战后期的概念运用
    
    还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指出,“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毛泽东的这一话语表达,意味着“中国革命终于走向了成熟。中国共产党也将站在世界斗争的前线,宣布它的合法地位”。
    但是考虑到全面抗战尚未开始,前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即便在1943年,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更何况从1939到1942年根据地还将要经受更为艰难恶劣的财政困难和军事摩擦,因此无论如何,这样的认识似乎过于乐观。及至1941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准备迎接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与此同时,根据地经过发展生产运动,逐渐走出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渐被克服。基于这样的新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7月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要有“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7月30日,毛泽东在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再次谈及战后的前途问题。11月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已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战后的发展和前途问题。这样一来,“从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成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运用“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重要出发点。
    揆诸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话语表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在新的形势下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演变为激励根据地军民奋勇前行的重要话语表达。一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发展壮大之间的关联。质言之,“抗日战争”就是根据地的发展,就是人民经济生活的提高。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即强调,发展经济首先是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一些人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但是另一方面,要“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这样“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1943年1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更是明确强调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而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再次指出,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前两个阶段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势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去”,因此,“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很显然,将“抗日战争”与根据地发展巩固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话语表达中的突出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此时已然提出一个明确的论断,即“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这一论述尽管是“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这一论断的逻辑延续,但是将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战争直接与农民战争联系起来,通过“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达到以言成效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这在毛泽东对青年学生的一次演说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他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象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因此“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条件是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通过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
    毛泽东在此时关于“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不仅体现在针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上,也体现在抗战后期鞭策国民党“抗战到底”的话语表达中,以期通过这一概念,实现以言成事的宗旨,进而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可能会有妥协悲观、消极抗日的情绪出现,故而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略方针时就指出:“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1942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呼吁:“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再次撰文强调,抗日战争应该加强团结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然而,国民党还是不顾大局,集结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再发社论指出,国民党“不应该是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抗日战争“不允许有极端错误的行为”。10月5日,毛泽东继续发表社论,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道路,“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毛泽东通过强调“抗日战争”这一概念话语,一方面表达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不满,另一方面是使之形成破坏团结就是破坏抗日战争,就是“反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话语表达,以期引导国民党继续积极抗战,进而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4年至1945年,尽管战争形势逐渐明朗,但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一触即溃的惨象。基于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这一概念的话语表达中,自然涵括着双层内涵:一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促成避免内战、集中抗战的局面;二是积极准备各项工作,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和着手准备部署战后的新任务。
    1944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现在的抗日战争就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即便召开七大时也要“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4月5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等人的电报中,更是提出“拉蒋抗日”的提法。他说,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与此同时,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要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要求,使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停止各种污蔑破坏活动。随后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全面阐释了“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的话语表达意图。他说,抗日战争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目前中国政治局面已起了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我们的抗日战争方针,就是要“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进而“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毛泽东说,通过抗日实现民主,“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因此现时的抗日战争,既要注重当前也要着眼于长远,“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即将召开的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应该说从抗战以来,毛泽东就一直持有“抗战必胜”的信念,即便在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1939年,毛泽东也直言说“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到1942年下半年,胜利的局势已逐渐明朗,抗日根据地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194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已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认识到,现在必须提出武装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否则是“要犯错误的”。12月15日,毛泽东就1945年的总任务说“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同时提出“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及至中共七大,毛泽东不仅就联合政府做了书面报告,而且在抗日战争尚未全部结束之时,已对抗日战争作了深刻地总结阐释说明。他说,中国抗日战争,尽管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此后不久,随着日本的投降,“抗日战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成为一个深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民族记忆。
    
    注释:略。
    
    (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现代哲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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