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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 2018-04-10 12:06:25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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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毛泽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

    摘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之中。毛泽东引兵井冈开创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解放妇女、改造袁王部队、消解宗族、化解土客籍矛盾等形式和手段,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社会资本的开发和利用。其主要表现是:在横向上,构建了共产党与井冈山人民共同认可的态度、信仰、方式、网络与价值规范,从而影响民众的选择,达成革命共识,凝聚阶级力量;在纵向上,构建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间的程序、权威、规范与纪律制度,从而促进信息沟通,密切群体联系,确保组织力量。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资本;井冈山根据地
    
    “社会资本”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以规矩、准则、价值观等形式的存在;社会成员或组织内外的“关系圈”;社会结构、促使社会环境规范发展的制度关系和制度结构。“社会资本”有四个特征:不会因为使用而损耗,反而因为弃之不用而损耗;不易观察和测度;很难通过外部干预来构造;水平和类型受权力机构强有力的影响。井冈山根据地初建时,面临着贫民、地方武装、宗族势力以及土客籍矛盾等方面的压力,为营造有利于革命发展的社会环境,毛泽东等人立足纷乱复杂的社会背景,积极主动地倡导、鼓励各阶层进行联合,通过解放妇女、改造地方武装、消解宗族、化解土客籍矛盾等方式,对当地的社会资本进行开发和利用,把井冈山地区落后、狭隘的社会关系网络向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团体网络”转变,从而达到了赢得民心、保存自身、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一、井冈山地区“社会资本”的概况
    
    井冈山地区旧有的社会资本交汇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人们认可的风俗、礼仪、关系、规则等共同价值观将地区内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群体联系起来。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背景下,这个社会关系网相对封闭僵化,它包括了贫困的农民、强势的地方武装、封建的宗族、剥削的地主和反动的军阀等,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时而激化、时而缓和。在这种自然的发展进程下,社会资本仅仅作为一种被动力量附和社会运动轨迹,并没有被主动用来参与新社会的构造。
    (一)面广量大、具有反抗意识的贫困农民
    井冈山地区位于三省交界,交通不便,资源匮乏,阶级矛盾凸显。毛泽东对井冈山地区土地状况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边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江西遂川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除了地主豪绅通过土地来剥削农民外,地方军阀也通过苛捐杂税对农民横征暴敛。例如“捐税除原有赋税统税等正税外,其余的杂税竟有十余种之多,如烟酒捐,落地捐,二五附加,市政捐,一五抵补捐,北伐捐,国库捐,灯捐,靖卫团捐,甚至还有喜捐、丧捐和人头捐等,许多地主兼放高利贷,利率高达30%以上”。
    井冈山地区艰难困苦的生活塑造了淳朴、刚强、重义的民风。农民为求生存,自发“占山为王”式的武装不断涌现,历史上曾在此地爆发过多场农民起义运动:1689年茶陵县爆发陈丹书反清起义;1853年遂川县爆发“天地会”反清起义;1863年、1866年永新县爆发两场农民起义,应者数千;1888年宁冈县拳师黄三祥率农民起义。井冈山地区素来又是江湖好汉、封建会党的聚居之地:1909年永新县李达里等人组织“洪冈会”占据井冈山、天龙山进行武装起事;1922年刘石里等人在莲花县聚众起义,并提出“富户有钱不要乐,穷人无钱莫煮粥,只要我们团结紧,定叫豪绅活不着”的口号。此后,各县聚众自保的反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马文麟、袁文才、王佐等,这些武装起义动摇了井冈山地区的反动统治,为革命在此地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开始接触民主革命思想、具有革命精神的农民武装
    井冈山地区地方武装队伍分散,成份复杂,他们占据有利地形,依托山区交通不便、人口流动性弱等特点进行“占山为王式”的武装争斗。大革命时期,袁文才受共产党员龙超清的引导,带队伍下山接受改编,参与农会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但此时“袁文才的入党并不是说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由于当时和土籍的统治阶级有矛盾”,入党是其朴素反抗精神的回应。1927年,袁文才与王佐率领队伍攻打永新县城,营救了80多位被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员和农协会骨干,并担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重上井冈山继续斗争,直到毛泽东率部到来。
    毛泽东这样总结到:“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因此,井冈山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积极接触革命思想的历史都为井冈山地区增添了可开发的社会资本。
    (三)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开始衰落的乡村宗族势力
    封建统治及落后的社会生产环境下,迫于生产劳动与家庭生存的需要,井冈山地区人民形成了以血缘、代际为特征的宗族体系。一般说来,宗族维系着乡村的秩序,承担着本族的祭祖祭祀、婚娶凶葬、教赡赈防等事务,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作用,这也是其延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清代江西巡抚陈宏谋曾言:“直省惟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后,族皆有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种根植于广大农村的宗族体系在井冈山地区开始衰落。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小农经济解体,游离于宗族经济外的农民增多。宗族体系的强弱大体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密不可分。湘赣边界遭受西方资本输出较早,大量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破产,这些农民被迫脱离宗族经济体成为游民,从而动摇了稳固的宗族体系,削弱了宗族影响力。二是宗族力量难以应对现实的残酷剥削。作为传统乡村治理主体的宗族,在封建时代面临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的环境时,宗族可联合各族长向地方官请求缓免严酷的赋税,并往往取得成效。民国初年,井冈山地区军阀混战,土豪劣绅横行,赋税沉重,以宗族族长为“代言人”的请愿活动难收成效,部分农民便绕过宗族,自发组织武装斗争进行反抗,其中尤以大革命时期的农会运动为典型,这种革命的重组削弱了宗族对农民的约束力。三是宗族间的斗争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井冈山地区的宗族大体上分为土籍与客籍,宗族管理族内的族田、宗祠、教育等事项;同时也承担着保卫、建设、械斗的责任。土客籍宗族间的互相斗争则给外来势力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如利用土客籍宗族间的矛盾,激化斗争,削弱力量。
    总的来说,井冈山地区宗族势力在20世纪初开始衰落,乡村治理的权力也由宗族一极独霸转向同劣绅、会党、土匪和农民协会分享。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宗族也逐渐产生了落后、中间和进步之分,其中进步的宗族则同情、支持革命,在大革命运动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革命可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本。
    (四)长期存在且尖锐复杂的土客籍矛盾
    土客籍矛盾是指世代居住的土籍人与迁移而来的客籍人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争取教育资源、社会地位、土地归属以及生活习俗、观念方面。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土籍对客籍修建祠堂的规格进行了限制,并且土籍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土籍人可取得官方认可的里甲户籍,称“土籍”;客籍人则只能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土籍支配的里甲户籍中,但是,这种寄放没有参加科考的权利,这就严重限制了客籍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婚姻上,土籍宗族禁止与客籍通婚,认为“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绕客籍”。毛泽东到井冈山后也发现土籍和客籍“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土客籍均重视培养青年人,送青年人外出求学,期望学成归来增强本籍力量。于是,两籍中皆出现了较早接受革命思想的青年。有些青年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回乡鼓动革命,发动宗族参与其中,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宁冈土籍青年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在南昌等地求学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其中龙超清利用自己父亲为江西省议会议长的便利条件,1926年回乡在土籍宗族的支持下建立共产党组织,并联络进步分子组织“文明社”同落后势力斗争。而宁冈的客籍青年则因家庭贫困,常参加绿林组织为本籍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如袁文才、王佐均是井冈山地区的绿林。遂川客籍人肖家璧,早年凭借南昌法政学院的求学背景与豪爽性格,在当地客籍人中有一定影响;而遂川土籍青年陈正人、王遂人、王次榛等人则在1926、1927年间回乡建立共产党组织,积极宣传“穷苦农民闹革命”的思想,发动群众参与农民协会和工人纠察队。总的来说,土客籍宗族的矛盾,客观上激发了两籍青年人务实上进的求学与奋斗,丰富了井冈山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
    
    二、毛泽东等人开发“社会资本”的途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毛泽东等人希望通过革命组织的体系和影响,建立革命的社会网络,融入并改造旧有的社会体系,从而提升群众对革命的信任与支持。这在客观上是对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然而,井冈山地区的社会资本多以落后的形态显现,如宗族、土匪、会党、邪教等,因此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对抗和净化这些社会资本亦为题中应有之义。
    (一)解放妇女,赢得家庭对革命的拥护
    革命行为要赢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无疑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除了打土豪分田地等政治、物质的刺激外,毛泽东等人在开发社会资本方面另辟蹊径——解放妇女。在农业社会,妇女除了承担勤俭持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责任外,也要参与农耕劳作,是家庭劳动力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丈夫与长辈的意见。毛泽东等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重视妇女工作,将维护妇女权益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积极将妇女纳入革命的“集体格局”之中,例如:倡导男女平等、宣扬婚姻自由、提升妇女文化水平等。
    第一,革命政权中设立妇女委员会、妇女部等组织机构,系统开展妇女工作。区县的总工会设立女工部以团结女工,通过政权提升妇女地位,保障妇女的权益,消除妇女对革命的担忧,提升对革命的好感。
    第二,开展妇女扫盲运动,提升妇女文化水平和理解革命的能力。通过农民夜校、识字班、半日学校、冬学、临时补习班、流动训练班等形式帮助妇女识字、学文化,自编自印《革命三字经》、《生产三字经》、《妇女读本》等教材。通过努力,井冈山地区“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有了大提高,她们无比感慨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共产党才免费叫我们妇女进学堂”。
    第三,通过妇女传播革命,带动家人支持、参与革命。妇女翻身后,除了自己参与革命,她们还发动丈夫、子女以及其他亲属参加革命。例如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彭儒不仅自己参加革命,还带动家人甚至全家上战场。她们一家有十几个人战斗在井冈山上,其中有女兵7人,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彭家将”。她们下农村,串山寨,搞调查,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有的成为红军妇女运动的骨干,有的英勇冲杀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的在与敌人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
    从社会资本角度看,解放妇女是毛泽东等人打破旧有社会体系,构建革命网络最有策略性的方式之一。革命网络使妇女的活动空间从灶台、家庭拓展至了战场、政权。据有关学者调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群体中受拥护程度由高到低排列顺序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恰和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
    (二)改造袁、王部队,吸收传统社会群体力量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的途中,讨论对袁文才、王佐的方针时,毛泽东就认为用武力消灭袁、王的想法“太狭隘了”,“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要“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
    毛泽东认为袁文才讲义气、识大体,通过赠送枪支和推心置腹的谈话,拉近了与袁文才的关系。袁文才深受感动,赠与红军粮钱若干,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工农革命军”。在袁文才的帮助和支持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才打开了局面。陈伯钧上将在回忆中谈到:“没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这种以理服人、以义聚人的方针,使得袁、王两支武装得以成功改造,不仅壮大了革命队伍,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改造,加强了井冈山的革命基础。
    (三)消解宗族,重建乡村社会结构形态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所需慎重处理的便是同乡村宗族间的关系。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宗族力量是可供革命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本,但又必须处理好开发利用的后果,因为这是革命所要最终消解的落后势力。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宗族势力的落后性和封闭性。宗族是以地缘为基础、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势力集团,对内能满足宗族间同姓族人的需求,如保障治安、经济、文化、婚娶凶葬、调解纠纷等民政事务的开展,对外则承担着催粮交税、抵御灾难、保护族群、维系发展的责任,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起着一定的作用。“从结构上看,宗族有三个基本要素,即祠堂、族谱和籍田”,它赋予了宗族特殊的势力和权威,使弱小的个体农民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依附宗族,部分大族更是演变成土豪劣绅,欺压农民。
    早在毛泽东等人来到井冈山的前一年,共产党员龙超清便开始利用宗族力量进行革命,“他在宁冈利用家族和父亲的威望,在龙市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井冈山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基础”。毛泽东引兵井冈之后,又仔细分析了井冈山地区宗族间的矛盾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方面晓理明义,接近进步士绅,翻身分田,积极争取受压迫宗族的支持。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对宗族力量的利用加速了革命运动的进程。据宁冈苏兰春回忆,何长工在东源大仓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林凤和的过程中,鼓励带领群众100多人,其中“杨亚村的人最多,这一带姓杨的特别勇敢,10多户人家去了30多人”。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对宗族势力的有效引导和利用,是对旧有社会资本的开发,发挥了其力量中积极的一面,助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另一方面,宗族势力所主导的“家族管理”同革命倡导的“政权管理”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男子受到族权、政权、神权的束缚,其中“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为此,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措施消解宗族力量:第一,分配土地,没收宗族赖以依存的族田,瓦解其经济基础;第二,划分阶级,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将农民从宗族体系中分离出来,瓦解以血缘为纽带的依附关系,开发以阶级划分政治地位的社会资本形态;第三,开展阶级斗争,提升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压缩土豪劣绅的社会空间;第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弥补宗族瓦解后形成的“权力真空”。这些途径淡化、消解了农民身上的“族民”烙印。客观上说,这是毛泽东等人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对旧有社会资本的净化,同时也是构建平等、同志、互助、互信、共存等新型社会资本的努力。
    (四)化解土客籍矛盾,催生农民政治存在感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根本、最简洁的语言。毛泽东引兵井冈后,对土客籍矛盾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认为:“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要保存革命力量,离不开土客籍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根据地建设让土客籍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拥有了土地,获得了切实利益,同时又引导土客籍参加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构建起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间的程序、权威、规范和纪律制度,争取土客籍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中的公平、平等,形成了革命组织下的土客籍统一战线。
    第一,建立基层工农兵政府,鼓励工农群众参政议政。1927年11月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设立了民政部、财经部、青工部、妇女部等开展政府工作,恢复工会、农会,惩治土豪劣绅,并派出工作队深入街道和乡村发动群众。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4月桂东县工农兵政府成立,5月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在此情况下为统一领导各县的革命政权,5月下旬在茅坪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的割据形势初具规模,为社会资本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构建了新的主体——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群众参与的基层政权。
    第二,规避以党代政的弊端,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基层政权建立伊始,毛泽东认识到以党代政的弊端,他认为“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以至于“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因此强调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这便解决了党与人民关系密切但却不能使民众大规模加入党组织的缺憾,相比较而言,工农兵政府的存在则可提升土客籍民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存在感。
    第三,广泛建立群众组织,构建“生死与共”的战斗堡垒。工农兵政府协助党组织开展广泛的群众动员工作,每个区乡几乎都建立了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以宁冈为例,在工农兵政府的组织下,全县铁匠、木匠、蔑匠、泥水匠、裁缝、店员等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工会,政府发动、组织青年探敌情、送情报、参军参战,妇女委员会则组织宣传队、洗衣队、慰劳队、担架队等积极支援革命军的战斗。
    通过组织井冈山人民参与政府的运转,一方面把土客籍民众的力量聚集起来,推动生产和革命,催化以宗族为主体的生产生活向以革命组织为单位的模式转变,加强了土客籍间的联合;另一方面,群众运动激发了人民参与政府事务的热情,不断地培养了他们的集体精神和革命精神。毛泽东等人对井冈山地区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极大地凝聚和调动了井冈山民众对革命的向心力和积极性,促进了井冈山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恢复、发展,并形成了可以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人民革命力量。
    
    三、结语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发展历程之中,无论是封建社会亦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资本都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总的说来,毛泽东等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客观上通过横、纵两种路径,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开发利用:横向上构建了共产党和井冈山人民共同认可的态度、信仰、方式、网络与价值规范,从而影响民众的选择,达成革命共识,凝聚阶级力量;纵向上构建了以共产党自身为核心的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间的程序、权威、规范与纪律制度,从而促进信息沟通,密切群体联系,确保组织力量。此外,毛泽东等人还规定了一系列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代表的革命纪律约束自身,这对于营造良好的革命氛围,确保社会资本开发利用的成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乡村地区取得革命胜利不是仅凭几次军事行动即可,而是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消除旧的权力结构的影响,需要大量的动员后建立新的政权才能使革命成果真正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农民的真心拥护与支持,农民的这种革命积极性一方面来自于新政权对其土地要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等人在重构社会环境方面的努力,这是一个缓慢但有效的建设,如解放妇女、消解宗族、改造土匪、建立政权等,这些深入社会肌体内部的建设补充着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暴动,而客观上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则贯穿于这一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略。
    
    (张立,中共盐城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助教)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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