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例外论中的战略思维

中美两国的例外论在立论基础、外交取向和政策偏好等方面都相当不同，其差别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中美例外论本身并不是对外战略，并不涉及战略目的、战略威胁、战略手段、战略原则、战略关键、战略禁忌等要素，但它们却是为两国制定和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美例外论决定两国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因此，中美例外论的不同成为两国战略思维差异的某种写照。

从战略目的来看，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在国际上不仅要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必须积极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创建“美国化”的世界秩序，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中国例外论则要求中国捍卫自己的社会制度，确保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被外部势力所破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和平崛起。冷战期间，美国人非常看重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认为除了在军事上要优于苏联，在政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价值观也必须全面战胜以苏联为代表的非民主价值观。也正因为如此，福山把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看作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全面胜利，是历史走向终结的开端。冷战后。美国继续以美国例外论和美国至上论为信条，把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看作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例如，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的目标“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由民主、善治国家组成的世界”。其中，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与美国相比，中国建国伊始便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遗余力从例外论的视角为中国的历史选择提供证明。冷战期间，即便在“一边倒”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也试图与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强调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更是明确从独立自主的原则出发构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苏东剧变期间和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则把反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捍卫自身的制度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其中包括：“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中国不仅强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强调要致力于和平发展，实现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和平崛起，跳出“强国必霸”的历史逻辑。尽管对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但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把自己树为他国学习的榜样，醉心于向外推广自己的经验和模式。

从战略威胁来看，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只要不认同美国所代表的民主价值观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必须予以消除，否则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改变颜色的“和平演变”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中国人并不认为西方价值观输出所带来的威胁是必须消除的。美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各种邪恶势力的世界。在美国建国之初，旧欧洲及其推行的强权政治被美国人看作对其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主要威胁。对此，美国尽管无力消除，但却唯恐避之不及。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不仅来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还在于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苏联因此被美国界定为“邪恶帝国”，且不遗余力予以消除。冷战后，尽管一时间强敌缺席，但美国人认为世界上仍有很多“专制政权”、“无赖国家”、“恐怖分子”，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国家”，它们都是“自由的敌人”。小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后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他甚至还说：“我们确信，尽管‘邪恶帝国’已经没了，但邪恶势力还在。我们确信，有人不支持美国所代表的一切。……我们确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疯子，还有恐怖分子。”因此，美国不断出击，试图消除一切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威胁。跟美国不同，中国例外论虽然使中国人意识到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方面存在异己，但很少把它们看作需要消灭的威胁。从建国开始，中国一向对西方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心存戒虑，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更使中国明显感到了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给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带来的巨大威胁。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告诫人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冷战后发生在很多国家的“颜色革命”和在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都使中国人感受到西方国家在价值观输出方面构成的现实威胁。不过，中国例外论在强调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其他国家采取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因此，中国人能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异己。

从战略手段来看，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不仅要维持全球霸权地位．而且要在必要的时候，不惜通过单边武力干涉在其他国家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化。中国例外论则要求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人自认为其民主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并坚信民主和平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因此被美国人看作自己的天定命运。这种使命感曾一度使美国满足于为世界树立民主榜样，但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对外干涉的方式，使其民主价值观实现普遍化。冷战期间卷入朝鲜和越南战争，冷战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强迫受援国接受“华盛顿共识”，实行民主化改革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这种使命感的驱使，要么旨在阻止一些国家倒向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反面，要么旨在让一些国家直接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翻版。尽管在世人看来，美国的所作所为不外乎打着推广民主的幌子维护美国霸权地位，但从美国例外论的视角来看，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开的一体两面。对于美国人来说，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必须消除来自非民主国家的威胁。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则有赖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与之相比，即使历史上在自身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处于鼎盛时期，也没有把价值观推广当作自己的使命。如今，中国既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一定高于他人，也反对其他国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是多元的，各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国与国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中国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理念出发，反对一国将自己的理念和政策强加于人，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即凡事世界各国应商量着办，并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和平崛起的实现使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模式，甚至有人将其命名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识”。然而，中国并没有把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看作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的普世价值。中国更多地满足于以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多样且和谐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战略原则来看，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在向外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主动进攻，中国例外论则要求中国在维持其自身特色的过程中必须积极防御。自成长为全球性大国起，美国便不再满足于被动充当世界各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而是转为主动向外推广其民主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便不遗余力地将战败国西德和日本转变为民主国家，使之成为世界上美国民主的重要翻版和美国对抗苏联的重要盟友。冷战期间，美国又通过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各种地区冲突和国家内战，致力于将自己的民主价值观移植到其他国家，或防止其转向敌对阵营。尽管有成功（如在韩国），也有失败（如在越南和中国），有进攻，也有防御，但美国的战略原则具有明显的进攻性。这种主动进攻的原则在冷战后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苏东剧变和德国统一在美国看来是其民主价值观的胜利，是美国成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惜使用武力，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加大力度向外推广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对于中国来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性决策。但从建国开始，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排挤。尽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中国要证明本国特色和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还必须依靠自己取得成功，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尤其如此。因此，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方面，中国一直采用积极防御的原则，尽管偶尔也有主动向外推广的冲动。差不多在恢复联合国大会席位之前，中国明显处于守势，但中国并没有被动防守，而是积极防御。一方面，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可以共存，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援朝战争和援越战争，在确保本国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同时，也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赢得必要的国际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并藉此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奠定根基。面对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化浪潮，中国再度以积极防御为原则，在低调维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谋求更大的发展。由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原则，无疑是这种积极防御的经典表述。

从战略关键来看，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既要确保其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模式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对其他国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又要维持其实力优势，使之能够将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复制到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例外论则要求中国能够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并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的尊重。对于美国来说，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是其国家例外论的重要根基，而其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维持价值观优势和世界领导地位便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关键。冷战期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以苏联阵营为主要对手，一方面致力于从价值观和实力的角度确立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致力于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方面的竞争。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外推广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确立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目标。对于中国来说，要强调本国例外就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并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功。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把发展看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过不断探索和努力，中国不仅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而且取得了历史性成功，由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成长为国际影响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书写了当代历史上最成功、最传奇的和平崛起故事。得益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大力开展多边外交，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从战略禁忌来看，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在对外行动中切不可自缚手脚，中国例外论则要求中国防范自乱阵脚。对于美国人来说，拥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不受各种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束缚，是美国例外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冷战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成为美国反对自缚手脚的典型写照。甚至在需要国际合作的反恐战争期间，小布什政府撕毁反导条约，拒绝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国际刑事法庭等，并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集结所谓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发动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总统尽管因承诺尊重多边主义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但甚至在受奖的演说中，奥巴马仍然向国际社会表示他要“保留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与美国相比，中国从基于独特的例外论出发，把自乱阵脚看作最应规避的战略禁忌。中国领导人一向强调，国内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中国坚信，只要国内稳定，国外敌对势力就没有可乘之机，美国的“和平演变”就不可能得逞。因此，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同时强调要“稳住阵脚”。

（待续）

注释：略。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