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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40 次 更新时间: 2004-07-04 00:18:30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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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另类社会权力:黑社会组织
·何清涟
标签: 黑社会

    自2000年岁末始,中国大陆国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为期10个月,代号叫做“猎狐”、“怒潮”、“零号”、“狂飙”等打黑专项行动。
    
    事实上中国各地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按其类别来看,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我国的地缘系统是按国家——省——市——县(或大区与小城镇)——乡——村(或居民区)——邻里七级划分,据此,当今中国大陆地区地缘型黑社会组织一般以省或市或县或乡或村组成。这些地缘型黑社会组织性质的基本成员是企业职工、待业青年或农民,基本关系是朋友关系,有部分黑社会组织已形成了较严密的仿直线制组织结构,并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成员之间等级较明显,并常以虚拟的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组织的纽带。此外还有血缘型(基于成员间的血统关或生理联系而形成的)与业缘型(基于成员间的某种犯罪职业的联系而形成的)黑社会组织。三者之中以地缘型+血缘型为主要形态。
    
    从这轮“扫黑”的战果来看,可以说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已经从一般性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的阶段中脱离出来,走入有组织犯罪的高级阶段——黑社会犯罪。
    
    大陆黑社会组织的现状
    
    一、成熟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
    
    从已有的调查材料与破获的黑社会组织来看,中国大陆的黑社会组织一改原来团伙犯罪临时拼凑的现象,犯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组织规则”与管理方式,具有以下特点:基本成员固定,并且多是职业罪犯,有一套分层级呈金字塔型的组织指挥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居于最高层次的是被称为“老大”或“领导”的首恶,在其之下一般还有“老二”、“老三”等方式排定座次,职务分工各有不同,比如四川资阳“黑豹”集团内就设有“总管”、“打手”、“杀手”、“后勤”、“踩点”等职务称谓,有时候还有“降职”或“撤职”等处罚。“老大”身边常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或顾问团,由这些“军师”决定行动计划。下面则有人专管杀人抢劫,也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他们洗钱。有一套按等级的财产分配与福利保障制度,有严酷的帮规和保密制度,违反者或变节者将受到残酷镇压。
    
    四川省公安厅刑事侦察局发表一份调研报告指出,现在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模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典型的是该省宜宾县的“狄绍伟集团”,他们制定了《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俨然是他们的“刑法”,内容含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切指、断双手、断双腿等处罚,直至处死;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再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现阶段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独特形态”。这样的专业化的犯罪组织,与国外的一些黑社会组织没有什么区别,从理论上说,完全构成黑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是刑事犯罪研究与制裁的一个不应回避事实。
    
    黑社会组织成员的年龄结构有年轻化的趋向,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负案在逃、批捕在逃、劳改释放或解除劳教的人员,有很多人犯过命案,他们年轻气盛,完全不受道德约束,行事果断,手段残忍,有职业罪犯的冷血特征。还有部分成员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役军人,这些人往往是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因为他们懂武器使用和作战知识,了解警方惯常的破案方式,并且容易利用“战友”关系和白道接上关系。
    
    从现状来看,黑社会组织的武器来源日渐丰富,装备越来越先进,原来他们多用猎枪、自制的土枪或抢来的枪支。现在,随着他们经济力量的膨胀,购买从边境走私的枪支成为风气,有些枪支甚至是中国政府卖给该国政府的,通过一定渠道又流转回来。
    
    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得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在作案前,他们反复踩点考察作案现场,了解作案对象内部情况,收集各种可能的资料,计算作案时间和逃脱路线,准备多套方案供选择,对采取何种具体手段反复进行研究、比较、实验。有的在巨额诈骗案中,精心设套,一旦案发,事先聘用的“法人代表”就被推向前台,代已受过。他们一旦得手,往往借用比较好的交通工具迅速脱离发案所在地点,头目则迅速转移到别的城市,甚至逃到境外。所以在实施对团伙头目的追捕中,往往要投入大量警力和花掉大笔经费,比如福建建阳某团伙头目吕伟在案发后先后流窜北京、上海等几十座城市,在当地也居无定所,经常半夜换宿,警方投入数百个工作日,花费几十万元,才将其捕获。
    
    二、黑白合流:黑老大戴上“红帽子”
    
    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不到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其所在地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政务官与事务官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分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政治身份,戴上了各种“红帽子”。如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八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法定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以寻求庇护时得来的。被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不久前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与张畏相类似。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更为严重的是,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少数的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到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县市议会)与政协的领导人。社会公共权力就是通过这些公共权力系统的贪污腐败者蜕变成了黑社会鱼肉百姓的帮手。这种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黑白合流”的局面,应该说是所有社会形态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局面。
    
    三、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国际化
    
    随着我国港澳台地区成熟的黑社会组织向境内渗透力量不断增强,境内境外黑社会组织联手作案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据查,这些罪恶活动的组织者往往利用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巨额资金,与内地一些机关和单位的党政干部拉关系获得种种方便作案。80年代以来,其主要犯罪活动一是参与国际贩毒,估计从福建沿海由“黑社会”团伙经手的假币流入内地至少在一二百亿人民币,查获冰毒1000多公斤;二是倒卖盗窃文物。据国外媒体报道:近二十年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总和还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珍贵文物也大量流出;三是拐卖人口,近几年已由拐卖妇女儿童发展为专门组织偷渡。这些罪恶活动当中,起“骨干”作用的就是福建的黑社会组织,这个地区的黑社会组织以“走私”、“偷渡”和“国际绑票”闻名。最典型的是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谋取暴利的犯罪组织——蛇会,据资料显示,至1998年底统计,全省仅捕获的境内外“蛇头”就达1400多名,截获偷渡人员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达30000多人。今年来频频发生的跨国绑架勒索案尤其引人注目,1993年起,福建此类案件连续发生50多起,勒索赎金数百万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亚、泰国和我国港台地区,此类罪案是境内外有组织罪犯联手的典型表现。据现有案例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资料证实,发生在美国的绑架华人罪案全是在美的福州人组织的黑帮勾结境内组织所为,在美绑票后,再由国内同伙向家属收取赎金。这一名声使得所有福建籍的护照持有人在出国签证上受到连累,往往被欧美使馆拒签。
    
    黑社会组织泛滥对社会的恶劣影响
    
    一、黑社会价值观念已经日渐渗透到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有这么十几件: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记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钢市委书记李长河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净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杀检察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案……,这十余起案件都是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而凶手有些是黑社会成员,有些则是社会边缘人物。
    
    中国的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能勤绩,而是德能勤绩之外的东西。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让社会饱受惩罚,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都竟相仿效,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举步维艰。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下,人们本来就缺乏安全感,黑社会这种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另类权力更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
    
    二、黑社会组织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使中国的地下经济更加蓬勃无序。
    
    黑社会组织早就开始打造自己的经济基础。
    
    最先滋生黑社会势力并被其控制的是娱乐圈,这一点与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区别。《羊城晚报》(2001年2月10日B1版)曾以“黑社会势力渗入娱乐圈”为题进行过专门报道。从最近各地的“打黑”报告来看,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些黑帮在打造经济基础时,无一不带有暴力性质。有的完全是通过经营非法生意得来,如广西百色的周寿南,表面上挂的牌子是百色饭店娱乐总汇,实际上是通过垄断广西百色的赌业经营聚敛财富。而沈阳嘉阳集团的董事长刘涌,则是非法合法一起来,而其合法生意一般也是通过非法手段,在短短几年间聚敛钱财逾七亿元人民币。比这两者更绝的是用黑社会手段经营合法生意,这方面的典型是河南许昌的梁胜利黑帮。这个黑帮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手段却完全属于非法。比如他看中了南阳市场的布匹托运生意,就采用暴力手段驱赶原来的经营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场。以此手段,这一黑帮进入了服装、鞋帽、建筑、建材、运输、饮食娱乐业等多个行业,并在黑帮内部划分了势力范围。但其经营手段却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掠夺垄断利润。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凡属这一黑帮组织涉足的行业,所有的人都“自动退出”,不敢与之竞争。但更多的中小黑社会组织是采取收取保护费等形式建立经济基础,
    
    随着中国证券业的发展,黑社会的触角已经延伸到股票市场。最近披露出来的兰州黑帮操纵证券黑市,洗劫股民数亿元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据调查,这些证券黑市幕后操纵者其实就那么几个,掠夺来的钱财都被这些人投入合法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借此发财者俨然已经是兰州乃至西北商界的的名流。他们的各种关系网已经盘根错节地伸展到了政界各个角落。工商局以涉嫌诈骗罪将这些案子移交公安局,而当地公安局总以证据不足拖着不办,任其继续诈骗。就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此事进行连续报道的同时,兰州的证券黑市还是屡禁不止。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通过地下经济活动——其中既有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等非法经济活动,也有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违法经营活动的黑色犯罪链条,正逐渐深入地影响着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势力较大的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并已在一些地区与社会底层成员中成为一种“公共权威”,并与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有勾结,相互利用。从社会后果来看,这种另类社会权力对社会安全与人民生活形成了极大威胁。
    
    中国庞大的无业游民构成了黑社会组织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一点使得中国反黑的任务异常艰巨。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及我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对一般公民来说,任何专制政府的暴政也比黑社会组织的暴力统治要“仁慈”一些。
    


■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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