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胜多创奇迹：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刚拉上帷幕，国共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毛泽东绝不会给蒋介石把分割区连成一片的任何机会。这是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是两军在长江以北地区进行的决战。

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是如何提出的

淮海战役战略决策同毛泽东的战略奇想和从善如流“放手使用”粟裕等前方将领密不可分，与辽沈战役关门打狗不同，淮海战役基本相当于生吞活剥，其战役规模和部署，有一个不断增大的过程。最早提出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先是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后来又建议“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采纳实施。早在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渐形成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战略形势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通过对中原战场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得失利弊的认真分析，三次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应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31日接着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4月18日再次向中央军委斗胆直陈，建议我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粟裕的三次“斗胆直陈”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在保持既定战略方针不变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个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粟裕又提出了几次关键性建议，促成了淮海战役从“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9月24日，正当人民解放军突入济南内城进行巷战时，粟裕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并报华东局、中原局，考虑到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并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如果这时“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25日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济南攻克后，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充分表明他对淮海战役作战规模的战略构思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日华东野战军粟裕、张震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歼灭之”。11月9日深夜，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明确提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至此，淮海战役的作战总方针（即后来毛泽东在11月23日致中原、华东领导人电报中提到的“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最终确立。

正因毛泽东虚怀若谷数次采纳了粟裕等人的建议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改战略构想，才促成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向来主张多谋善断。此役正式发动前一个多月中，他和中央军委同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员反复磋商，认真听取战区指挥员们的意见择善而从，并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战争形势及时地调整作战部署作出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如此当战役刚刚拉开帷幕，我军便能胸有成竹地将既定作战方案逐步实施并能从容应对战场上各种繁纷复杂的局面。原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这是人民解放军能在淮海战役如此有条不紊地胜利进行的主要原因。

淮海战役是怎样打的

一场大仗已迫在眉睫了。双方在该地区的兵力情况如何呢？解放军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及华东、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共60多万人，不仅数量少于国民党军，装备和交通运输条件更远不如蒋介石集结在该地区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及后来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共80多万人。其中，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和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还是其两支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叶剑英曾指出其特点：“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当时，蒋介石自认有不错的打算，感觉自己依然可以进退自如，一来可以与共军决战；二来可以守住长江北岸，如果实在不行，还可撤至江南，守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再差也不至于完败。据此分析，如果我军不能抓住有效战机，在徐州地区消灭敌之主力，让刘峙集团缩回江南，就会给以后的渡江作战和解放江南造成很多困难，甚至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因为该地区敌强我弱，毛泽东能作出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这个决断，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对象是黄百韬兵团。华东野战军粟裕麾下集中了42万兵力进攻黄百韬兵团。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20万兵力协同华野参战。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傍晚，华野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开始。7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部署，放手让粟裕指挥，没有硬规定任务，基本上打成什么算什么。毛泽东特别指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第一阶段的战略安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善于出奇制胜，他的战略谋划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原来判断毛泽东会安排解放军从西侧奔袭徐州，加上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蒋的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可偏偏毛泽东此时从东边打起，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即乘虚而入，把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间的联系隔断。这就一下子打乱了蒋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粟裕发动攻击后，黄百韬急忙率领所辖5个军仓皇西撤，企图退往徐州。8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地下党员）率第五十九军全部、七十七军大部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解放军得以迅猛地直插徐州以东，造成国民党乱作一团。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他们根据中央军委11月9日和10日的电令在16日攻占宿县。宿县是徐州至蚌埠间铁路线上的重镇，是徐州“剿总”的重要补给基地。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11月11日，解放军切断黄百韬撤往徐州的退路，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固守待援，急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东援，但他没有估计到华东野战军会“用一半以上兵力”来打援，导致国军救援得不到进展。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在解放军总攻下，全部被歼。

鉴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统筹协调各参战部队，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明确地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粟裕指挥了大部分作战。毛泽东早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就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他很早就曾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一指导原则被此时的粟裕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粟裕以切割、阻击的方式，对某一部分实行绝对优势歼灭的方法，即俘即补，在战场上将俘虏转化成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兵力随即增大。其实就是“神仙仗”的复制放大版。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毛泽东盯上从河南赶来淮北救援的黄维兵团。11月23日，刘、陈、邓向中央军委报告：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远道疲劳，孤军冒进态势突出，“歼击黄维时机甚好”，决心在浍河以北布置袋形阵地诱敌深入聚歼黄维兵团。24日，毛泽东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从11月23日开始，25日中原野战军将其合围于双堆集地区。26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两天后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任务：“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

蒋介石是如何布局的呢？蒋的心腹爱将杜聿明对此回忆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中原野战军在得到华东野战军一部的加强支援后，经过激战，至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胜利地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正当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11月30日，杜聿明发现徐州十分危险，向蒋介石请示协商后，仓皇放弃徐州，率领30万人撤逃，只可惜又迟了一步。毛泽东早有准备，他在28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12月2日，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4日，华东野战军将撤逃中早已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部合围于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突围时被歼。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打，由于担心蒋介石海运平津地区的军队南下，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蒋再错一步，他没有将华北的孤军撤回，来救杜聿明或退防长江。从12月16日以后的20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陷入绝境。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5.5万多人。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是偶然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南线战局获得根本改观。它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更导致蒋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武汉已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这是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唯一少于国民党军的战役。当胜利消息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将周恩来和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刘伯承、陈毅请到自己居室做客并给予高度评价：“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毛泽东形象地称赞淮海前线指挥员们：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此役创造了人间军事奇迹，其胜利不是偶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高超战略战术是获胜的根本依据。张震回忆道：“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毛主席十分重视了解下情和发扬集体智慧，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意见，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并给他们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更好的贯彻，这更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

第二，是集体谋略的胜利。毛泽东十分重视淮海战役第一线指挥员们的意见，经常同他们反复商议战役方针，并能认真听取和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淮海战役的战略构想，就是在毛泽东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张震回忆道：“前线指挥员的胆略、智慧和威望，也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贯彻和补充作战方针，并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机断处置，适时调整部署，这个环节如稍有失误，也不可能取得战役的全胜，甚至弹打鸟飞，功亏一篑。”参谋长李达评论说：“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那里是绝不可能的。

第三，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淮海战役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1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曾回忆说：“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前线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亿6千万斤。为此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恰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这也成为国军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的确是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

不战而屈人之兵：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淮海战场国军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收拾待在华北战场的傅作义集团势必马上要提上日程。此时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接连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又失去南北两面依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导致士气极其低落、军心不稳，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在这个时候，傅作义集团是蒋介石唯一可能机动使用的兵力。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从东北入关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毛泽东考虑到绝对不能让华北敌人跑了，因为不管他们跑到哪里，对我军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必须当机立断将其就地予以解决，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

如何解决华北问题

毛泽东是不会坐等傅作义集团逃走的。对如何解决华北问题，早在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就作出大致的战略规划。他明确指出：为了解放北宁、长春两路和平、津、沈、长四城，东北和华北必须密切配合，有计划地、逐步地建立北满、南满、冀热辽强大根据地。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杨成武时，又指出：“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到了10月31日，正当东北野战军即将攻占沈阳、营口时，毛泽东安排东北部队主力先抽出两个纵队立即南下，其他部队等任务完成后再协同我华北部队歼灭傅作义集团，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1949年夏天在北平开会。

蒋介石和傅作义此时此刻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仍然缺乏对形势的正确判断。那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排兵布阵非常奇怪，他们除了有一个军在归绥、一个师在大同外，其余主力4个兵团、12个军连同其他部队约50多万人，沿着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分驻在东起滦县、西迄张家口的500多公里狭长地带上，摆成东西向的一字长蛇阵。在这些部队中，40%属于傅系、60%属于蒋系，二者彼此间存有矛盾。他们在东北和华北我军的联合打击下，已经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相继进行后，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唯一可能机动使用的兵力。蒋介石这时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实际情况分析，由于华北和东北在战略上是一体的，整个东北被解放军攻取后，把华北国军兵力南撤才是首选。但蒋没有这么做，他单方面认为自己在中原仍有一拼，东北林彪不可能立即入关，华北国军兵力仍然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因为他有自己的海军力量可以使用，实在不行，可以依靠海军力量南撤。对于接下来如何应对局势蒋一直难以打定主意，处于犹豫中。他曾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并委任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但蒋考虑到根据地原在绥远的傅作义不愿南下，于是就改变了主意，想让傅作义守平津，以阻挡和牵制人民解放军南下，为巩固长江防线争取时间。而此时的傅作义也有自己的打算，绥远是傅的“老家”，但是绥远经济落后，不利于扩充实力和长期坚守，况且傅统率下的蒋系部队又无法带走。如果暂守平津，有助于傅扩充实力；如果南下，不但傅系部队很难带往江南，而且一旦失去了地盘在南下后可能被蒋吞并掉。于是傅作义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东南向，把傅系部队摆在西北向，一旦东北野战军入关，蒋系可以乘船南下，而傅系可以西撤绥远，这就是怪异的长蛇阵的缘由，摆阵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逃跑方便。蒋、傅二人各有各的算计，很难同心协力共谋时局。但暂守平津、控制海港，以观时局，成了蒋、傅两人的共识。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一念之差，使他彻底没了撤退的机会和随后抵抗的本钱。

当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考虑着东北野战军应该尽快入关，可林彪表示有困难。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最好能堵住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如若不然蒋介石一旦调走他们，东北野战军将无仗可打。当毛泽东判断出蒋介石仍在犹豫观望时，他就当机立断不再和林彪商量，下达即刻入关命令。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林罗刘通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接着，便断然作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等：“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为了使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不过早惊动对方，他特别强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另外毛泽东还决定以华北聂荣臻的名义，派人同傅作义联系作起义谈判的初步接洽。此时的傅作义早已不是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被蒋介石绑在了一个快要散了架子的破车上。虽然已通过关系开始起义的谈判工作，但他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傅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且西逃的可能性较大。毛泽东估计，一旦解放军兵指张家口，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部队西援，能够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最为理想。

绝对不能让敌人逃跑了

蒋介石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面，为了防备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还要求国军东移津沽，为必要时从海路南撤提前做好准备。但毛泽东绝不会按蒋的思路走，他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从开始，毛泽东命令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各自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这样就使得傅作义无法顾得上东线，只得把注意力放在西边。而东北林彪主力又提前入关，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国军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对于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曾回忆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傅作义果不其然即刻驰援张家口，他要保障其西撤的通路，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做出攻打北平姿态，傅作义急忙将兵力撤回增防北平，可是毛泽东的意图根本不是攻打北平，而是先切断傅作义集团南下的海上之路。攻打天津和塘沽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傅作义上当了。毛泽东十分欣慰，整个过程中他“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依据这个判断，毛泽东给前线将领发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电报里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毛泽东在完成上列部署后，又在电报中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对于毛泽东这样的作部署，叶剑英后来评道：“‘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蒋介石很显然错误估计了毛泽东的行动，从蒋感到尚能支撑到全盘皆输，只有极短的时间，等局势明显对其不利的时候，他仍然是舍不得地盘，这里也不想丢，那里也不想丢，结果是一块地盘也保不住。局势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计完全契合。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的防守。12月15日，蒋介石才派人从南京飞抵北平劝傅作义率部南撤，这已经太迟了，唯一能跑的海上之路被解放军截断，欲逃无路了。

人民解放军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于12月22日和24日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系主力基本消灭，使他们无法西逃。毛泽东在布置严密防止平、津国民党军南逃的同时，一再查询攻克塘沽的可能性。塘沽不好打，因为有国民党海军支援，所以有一小部分蒋军乘船逃走，但蒋军大部被截住了，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仅仅29个小时即被解放军攻克。这样，傅作义集团的北平守军基本上走投无路了，促使他们接受和平解决方式。

最好的结果：和平解放北平

毛泽东一直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他对傅作义很有耐心并不断地减少傅作义谈判的筹码，傅在兵临城下时，才下决心放弃抵抗。经过双方的多次谈判，加上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劝说和促进，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八项和平条件”后，傅作义终于接受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在内部做了不少工作，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20多万人从1949年1月22日起开出城外，进行改编。人民解放军在1月31日进驻北平城内，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500年古都得以保全，人民也没再多流血，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最好的结果了。

1949年2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称赞了傅作义，说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有大功劳！当他们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泽东的感召使傅作义放下心中包袱圆满地解决了绥远问题。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军52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毛泽东后来把天津、北平、绥远作为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他们的命运就三种：被消灭，投降或起义。

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大决战，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多人。给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雄伟画卷。作为三大战役的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做的伟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最佳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更离不开英雄的人民军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他们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打败了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了大决战的伟大胜利。人民军队的伟大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只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铁壁。

来源：《党史文汇》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