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加入会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 2018-08-15 12:27:56      添加到我的收藏
当前位置:首页 > 战略思维研究 > 阅读文章
李久林:毛泽东关于亚非拉的战略思想
·李久林
标签: 毛泽东 亚非拉 战略思想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关于亚非拉的国际战略思想,坚决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新中国外交工作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间。
    关键词:毛泽东;亚非拉;战略思想
    
    20世纪50-7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世界上近百个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30多亿人口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坚决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团结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外交工作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决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正义事业
    
    积极支持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重要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1]的战略决策。他多次对亚非拉的朋友说:“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2]“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3]他还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4]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始终积极支持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
    首先,大力支持与援助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项正义事业。20世纪50年代的援越抗法、抗美援朝、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援老抗美,新中国不仅给予被侵略国家以巨大的物质援助,而且不惜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中美在朝鲜较量了33个月,最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带领的所谓“联合国军”。美国从1961年开始又介入越南战争,从出钱、出枪、出顾问的“特种战争”到直接出动几十万大军的“局部战争”。在越南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中,中国的援助对于打败美国的侵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在侵略越南的同时,还侵略柬埔寨和老挝,拉拢泰国和南越政府不断向柬埔寨和老挝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多次表示将站在柬埔寨和老挝人民一边。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4](p.584)这个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抗美救国斗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与中国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力的斗争和各项正义要求。
    其次,大力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毛泽东称赞“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他指出: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并提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4](p.509)的战略思想。新中国非常同情非洲人民的遭遇与处境,刚刚独立的非洲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很感兴趣,这就使双方相对容易接近。毛泽东认为:“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4](p.407)1956年,新中国坚决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抗击英法武装侵略的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典型。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阿尔及利亚,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军火、物资援助。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于1974年访华时还说:在革命斗争的年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同阿尔及利亚缔结国与国之间协定的国家。[5]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不少非洲国家和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如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把斗争进行到底,他们的领导人也多次到中国访问,学习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技术。中国还提供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所必需的武器。据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且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6]对南非人民反对种族统治的斗争,中国人民一直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复电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表示支持南非人民争取权力、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斗争。
    再次,中国还积极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正义事业。毛泽东认为,拉丁美洲是亚非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的同盟军,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处于同一条战线上,中国应该大力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帝斗争。1959年1月,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亲美政权。但随即面临美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毛泽东主张支持古巴,反对美国。1961年,当美国入侵古巴的危险日益逼近时,毛泽东对古巴大使表示:“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7]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掀起了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反美斗争。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指出对于巴拿马人民进行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4](p.510)1965年4月,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镇压“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4](p.567)这一声明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毛泽东还多次对拉丁美洲的朋友说:“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我们支持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5](p.484)
    
    二、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交朋友的重点是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后期,中国交朋友的重点逐步转向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逐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毛泽东首先看到了这支政治力量在世界格局中的重大作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仍然对新中国实施包围与封锁政策,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逐步抬头,中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4](p.403)并多次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4](p.511)因此,加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步成为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话时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4](p.269)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步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亚非拉国家。
    首先,大力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努力使亚洲国家成为中国真正可靠的朋友。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49年10月6日,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亚洲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蒙古、越南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争取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重要战略。1950年4月1日,新中国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叙利亚、也门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同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1955年4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度尼西亚200多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6年9-10月间,苏加诺访问中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多次会见了他,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互访,周边国家大都成为新中国的友好邻邦。日本、泰国、菲律宾长期追随美国,它们不承认新中国,甚至还反对新中国。即使是对这样的国家,毛泽东也主张采取谅解的态度,多做工作。他本人多次亲自会见日本朋友,促使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泰国、菲律宾三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还与亚洲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等合作协定和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和发展。
    在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伊拉克、叙利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伊朗、土耳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东盟中第一个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1975年10月,中国与孟加拉国建立外交关系。科威特、黎巴嫩、约旦、阿曼是阿拉伯国家,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力的立场使它们对中国的好感不断增加,于70年代纷纷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采取了区别对待、努力争取的方针。新加坡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与中国发展了实质关系,尽管没有与中国建交,但1976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等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也采取了耐心等待、积极推动的策略,逐步发展关系。
    其次,大力发展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由于受到美国的严重干扰,埃及在与新中国的建交问题上犹豫不决,新中国的方针是不必勉强,多做工作。经过努力,1956年5月30日,新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要突破。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1961-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至1968年,非洲有42个国家独立。新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就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加强,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先后访问了亚非14个国家即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阿尔巴尼亚。。这次访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周恩来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后来,“八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的指导方针,大大加强了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再次,大力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加强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不断加强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拉丁美洲与中国相距遥远,双方不够了解,而美国更视拉丁美洲为其“后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严格控制。因此,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却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逐步走向建交。1960年以前,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对此,毛泽东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4](p.338)为了推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拉丁美洲国家来华访问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团,但毛泽东仍抽出时间接见他们。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他至少55次接见了拉丁美洲来华的民间代表团和个人,给拉丁美洲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曾多次亲切地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3](p.295)毛泽东还强调中国和拉丁美洲有许多共同点:“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4](p.338)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70年代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69年以前,拉丁美洲国家中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古巴,从1970年到1977年,有11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实施“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中国不仅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而且也积极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他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4](p.338)他还认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是他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4页)据此,中国根据自身情况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与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提供援助。1954年以前,新中国主要援助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1955年以后,新中国援助的国家开始面向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1964-1977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高峰期,援助金额比1950-1963年增长了近5倍。在此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尤为迅速,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与1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70年代,中国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同类协定。自1963年起,中国还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8]毛泽东还亲自拍板援建“坦赞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本国经济、建设国家的努力。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是极为真诚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国先后同7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贫穷落后,甚至把“贫穷落后”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代名词。但是,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他密切关注国际形势,深刻分析了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发展演变,于1974年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国际战略思想。他明确指出,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4](p.601)中国国际战略必须广泛依靠和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目标。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定地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与第三世界属于同一战线,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多次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反对当时世界上把美国、苏联、中国称为“大三角”的说法,指出“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9]毛泽东特别重视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10]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11]只有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了团结,发达国家才会重视第三世界国家,才不会轻易招惹甚至害怕第三世界国家。
    广大亚非拉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伟大的力量,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也成为主要力量。20世纪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逐步走向联合国,它们以联合国为基地反对霸权主义,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后,第三世界国家还逐步利用经济手段反对霸权主义。1973年,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作为武器,给西方发达国家以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处于巨大的震荡之中,使发达国家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他们的“特权”经济如此依赖第三世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12]第三世界国家在各种场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关于亚非拉的国际战略思想不仅为广大亚非拉人民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空间。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始终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不仅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支持中国,而且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经常与中国站在一起。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站就选择非洲三国和俄罗斯,他亲身感受到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热情似火”,充分说明毛泽东培育的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在接见亚非外宾时对各国人民反帝斗争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毛主席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指出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路线,紧紧地联系群众,就可能取得胜利》,《人民日报》1961年4月29日。
    [3]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6]《毛泽东的非洲情结:病榻上倾吐对非洲朋友的真挚情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3月18日。
    [7]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8]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9]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5页。
    [12]《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李久林,首都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 本文责编: admin
寄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凡本网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作者本人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网,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战略与管理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中国战略与管理网不拥有该文版权。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即指出,本网即予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