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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战会: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国家卫生发展战略思考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标签: 中医药 增殖型第二国防

当今世界,资源危机与文明转型是各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思考发展的着眼点和战略环境。在工业文明正在走向尽头和依托工业化而建立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资源消耗、资本集约巨大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应将依托可再生资源、以促进人类自然健康为核心的中医药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起以中医药为基础的护卫全体人民健康安全和中华族群生存发展的“第二国防”,把中医药建设成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工业体系,并通过成立国家中医药发展委员会或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用国家意志和治国理念来部署与展开。以振兴中医为引领,既能切实维护十四亿人民的健康安全,带来中华族群健康新面貌和医疗、就业、养老的全新局面,更将在民族复兴与文明转型发展中发挥巨大的领率作用。

中医中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原创性优势,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医中药,是我国祖先遵循天地之道,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之植物、动物、矿物加上人工炮制而成的自然生态卫生体系,其追求生命自然健康,讲求实际疗效,已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过程中得到充分验证。同时,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东方智慧、东方文化中最生生不息和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弘扬、灿烂,无不饱含着中医中药的不朽贡献。

中医中药创造了历史奇迹,现在和将来也必将继续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华民族历来是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民族。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一直维系到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生态复杂、多民族的土地上,几千年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中国人用占全球耕地7%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中华民族不仅得以生存而且繁衍生息几千年,成为人类数量最多的族群,维系她健康延续的是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第四大人类奇迹。中医药还必将作为中国的民族符号,成为继丝绸、陶瓷和茶叶之后,第四个泽被四海、影响世界文明的重大历史贡献。同时,中医文化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最为核心和博大精深的部分,是文明传承、文化复兴和文明升华的重要源泉。

中医具有先天的人文哲学特质,它既是经验的又是先验的科学,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可以作为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的意识形态。中医参详宇宙万物之生长消灭,并将此规律对应于人身,它以阴阳为纲、以五行为象,追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使各要素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以此反观社会和国家,中医的精神内核与生态文明理念完全契合,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医天然具有的信仰特征,则可直接作为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为推行中医崇拜在内的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乃至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内在动力。此外,中医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重在促进人的生命全程自主实现,而不是干扰替代、人为增减生理功能的平衡过程。比如,现代西医注重将人体肿瘤切除,形成没有疾患的身体状态,但不等同于完全赋予人的正常生命状态。而中医允许、并可做到让患者持癌长寿,将癌细胞这种最有活力但是对人体有害的细胞,转化为对人体生命力有益的方向上去。这种不断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必将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不断强盛的思想武器。

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第二国防,是共产党带领的、全民组织起来的、由国家行政权力主导的预防人类病患、捍卫生命健康、保卫民族生存、抵御外来疾患侵入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制度。党的十八大提出就业、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五大战略目标”,医疗和养老直接关乎着全民的健康,其他方面也与人民群众的身心生活健康密切相关。这在建党和建国史上是第一次。面对当今发展的战略环境和我国历史及经济社会现状,需要像建设国防和国防保家卫国的使命职能那样,将全民健康保障问题摆到国家与国策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和决策。即,由共产党带领、全民组织起来、国家权力主导。这种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模式,能够将国家制度与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对全民健康实行积极防御并不断衍生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新型工业化,带动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力条件和不断创造新兴的生产资料,不断给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增加正能量和新财富,是增殖型的国家卫生发展模式。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人类发展的资源、生态环境,特别是谋划和践行中国梦与发展大战略,思考中医的振兴,已经成为摆在执政党和全体国民面前的历史命题。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提和核心,是中医的复兴。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既是新时期践行中华民族复兴、民族文化复兴的伟业,更是人类发展文明的呼呼和历史的呼唤,是执政党面对文明转型的历史拐点,站在历史拐点的潮头,站在执政为民的立场上,对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建设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

建立以中医药为基础的“第二国防”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战略必须兼顾的重大使命。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多年,两头在外、依托外部国际市场、过分依赖国内紧缺而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以致形成如今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和教育、医疗、住房等重大民生难题。在国家财政勉力难为,工业化发展尚可利用的今天,通过扶持与复兴中医,发展利用可再生资源的中医药新型产业群,可以破解工业化困境,缓解我国人口总量庞大与医疗健康投入不足的矛盾,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和在护卫全民健康中的基础主力军作用,对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化的健康、养生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重新构建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促进人类自然健康为核心的中医伟业,是切实维护十四亿人民生命健康现实和可行的选择。绵延至今并不断裂变的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一个历史命题,就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工业化、工业文明发展道路,到了历史的拐点。以石油为基础原料的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黯淡前景。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原油的利用几乎涵盖到国计民生的所有领域,且利用率很高,日本达到87%,美国达到94%,相当的部分是用于包括以无机化学为核心的药物基料、辅料和各类医疗器械。同时,研发一种西药,大都需要十多年的周期和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斥资。建立完善的现代西医医疗保障体系则往往需要投入一个国家数年GDP的总和并需要长年累积。可见,现代医学对资源消耗及资本集约的需求之巨大。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资源稀有、成本日高、基本资源主要依赖国外的情形下,对拥有相当于23个发达国家人口总量的14亿人口的我国而言,要达到欧美国家那种全民健康和保健水平,除去资本缺口巨大之外,还将消耗极其巨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是不能想象、不可持续、也不可能实现和完成的。显然,在我国完全按照工业化现代医学的体制和规模,并将全体人民健康服务的前景寄望于此是很不切实际也行不通的。

因此,将中医中药这个由数千年延绵不息的实践和劳动人民智慧汇聚的民族精粹,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进行全面规划、系统提振和发扬光大,建立起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完全能够担纲起为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服务的职能。

复兴中医伟业,发展全民中医药健康保障体系,既是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出路,更应是新时期执政党摆脱困境、突出重围、开拓战略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当前,国家发展面临进入后工业化新的发展道路选择和文明转型的选择。建设中医药全民健康保障体系,能够在应对工业化发展困境、创立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新兴工业体系、创新资本社会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比如:

以中医中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与新型的工业化,它的经济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全球文明转型必将倒逼出全新领域的产业革命。在此历史性机遇和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医中药将衍生出世界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包括中医医疗、中医文化、中医药科研教育产业为主体的生态健康产业群,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领域宽广、产业链长、蕴藏着超量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明显的比较优势,包括中药种植生产、健康餐饮、中医药文化以及由此在农业、林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多元复合发展,经济与社会效益前景将十分广阔,可以为国家新时期的战略发展聚集起巨大的财富和良好的社会资源。

再以农村为例,当农村与农村的农业现代化走上新兴工业化的道路,将有大量以中医中药的新兴产业为基础而形成的新型工业化,会将数以百亿计的农民集体所有的资产资本化,为人民币的发行提供充裕的资产保障,为人民币提供冲兑支付的全新资产价格体系。国家通过控制土地和可再生资源,决定关联新兴产业的资产和商品价格,实现资本化中医、资本化中药、资本化新兴的产业体系,进而保证货币安全。在当今国际日益惨烈的货币战争中,要保证人民币坚挺,就必须有对应的坚挺的资产。培育中国所特有的中医中药这种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新兴产业,就完全有足够多的优质资产使人民币坚挺。政府以土地和可再生资源为基础,通过对中医药新兴工业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及系统管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资产,进而成为可大规模持有全球优质资产的富强国家。这个优质资产就是来自创新的、最富有活力、最有战略价值的以中医中药为核心的新兴健康产业和衍生的其他新兴的民族工业。

建立中医医疗保障体系并实行城乡一体的医保、社保、人保“联勤共治”,可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基层社会组织化程度、实现医疗为大众服务的宗旨。我们认为,进入新历史发展时期的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是国家应着力从全局上统筹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农业的工业化,应该是新型或称新兴工业化,它要求走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道路。首先要求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走有组织发展的道路。在原有农副产品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全面发展中医中药药材的种植,不断地提升级别,不断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使之成为现代新型农业的经典范式。农民的市民化,就是要向农民提供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取消一切歧视农民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农村的城市化,绝对不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城镇化比率,而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并进而建立起全民同一的增殖的“联勤共治”模式。

此外,依靠共产党作为民族觉醒的领军者、先锋队,来领导与推动中医复兴,弘扬中医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集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元素,以及强化执政统治的基础意义非凡,可以提振执政的合法性,重塑新时期的公信力。所以,在政治上它也是不可多得的、新兴的、极富生命力的文化产业。

党的十八大在执政转折的紧要关头提出的民族复兴百年追求目标,为复兴中医伟业、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创建一个主导未来全民生命健康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破解长期阻碍中医药振兴发展的系统性、制度性和政策性难题,迫切需要战略的思考和进行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一)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或国家中医药发展委员会。可以现在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基础,不是简单地升格机构等级,而是根据建立中医药为基础的增殖型第二国防的需要,调整职能,赋予使命,主要负责中医中药的统一管理和中医药可再生资源新型工业体系的规划、建设,从根本上履行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计划、组织、协调,承担国家层面上对中医药战略落实情况的监事职责。比如:

在基础管理方面:从行政上保证中医中药实行医药合拢,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行政上保证中药材原产地和无农药无化肥无转基因及药源性;从行政上保证医流服务患流的正常运行,推进成药简便入市,推行基础医疗保健机构的自律自管等等。

在宏观推进上:重点围绕理论创新、制度设计、政策协调,提升中医战略地位、系统解决中医药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和群众基础缺失等突出问题。

(二)实行税政改革和金融创新,突出抓好以农村为主战场的中医药体系建设。作为对发展中医药健康保障体系建设的配套支持,必须对国家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解决分配和财力支持问题,解决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问题。

一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针对中医药发展的税政。主要是将国家资本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投向中医药相关领域,保障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平稳发展。对中医药人才实行税收优惠,包括医术传承、科技发明、在农村行医收入等实行免税减税;对关系中医发展的支撑性产业、药物原生态地域保护及原始种植的药农实行免税。同时,要从立法上明确,中药原料的有机种植,坚决拒绝转基因技术。

二是要强化金融对中医药以及相关领域的支持,包括创办“中医药发展银行”、发起以国家或央企资本主导的中医药发展引导基金(产业、文化教育、科研、海外等基金),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专项金融支持。同时,利用外汇储备收购海外优质中医药资产等。

三是确立农村为重点和主战场。从一开始就要明确和疏导中医药不在城市与西医拼,应将资金、人才、技术和传承等稀缺资源投向农村,走一条中医药健康保障从农村开始兴起,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益开始的路子。

此外,对发展中医药医保模式,在纳入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总体框架的同时,应在有条件的地方,如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进行试点先行。

(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打造中医药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从来就有全民动员办成大事的传统。复兴中医伟业的关键在于,把全体人民切实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只有人民群众相信中医、使用中医,成为中医药的自觉参与者、受益人和传播者,才能谈得上中医药的长远健康发展。

首先,是创新中医药的普及宣传和不间断地组织多种形式的国民健康教育,在人民人民群众中提升中医地位,重塑受众信任,提振国医雄风。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医自身高效、成本低廉的特点,依托既有的村庄、社区、机关、厂矿,建立点面结合、无缝衔接的中医药垂直医疗与传播路径,在实现全民覆盖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中医药的愉悦、便捷和实效。利用这些渠道及网点体系,还可以担负起监管基层疫情、统计通报区域性疾患情报信息的职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同时,要组织群众开展积极健康的体育锻炼,并将中医药文化、中医健康理念和基本养疗方法与之结合起来,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感悟生命、领略中医,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健康文化的需求,形成全民信中医、爱中医、离不开中医的良性互动局面。

(四)在全社会推崇“上医治未病”的生命自然健康观。上医治未病是中医的崇高境界和活的灵魂,是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基础性纲领和建设中需要把握的指导思想。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是中医基本的优长,也是发展中医的本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在全体国民中普及“治未病”自然健康行为知识,进行中医“正本清源、返朴归真”教育,树立“多关心健康,胜过关心疾病”的理念。使每个人都明白,人道必须合于天道,在全社会倡导主动管理生命健康过程的生活方式,在强力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双重作用下,经过制度化、法律化、习惯化与风俗化的教养过程,逐步成为人们共同的健康观和普遍行为。

(五)倡导医流服务患流的风尚。中国每个朝代都有神医圣手,以最人文最生态悬壶济世的方式服务大众。中医人群是具有高尚人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素质的。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医疗机构集聚城市人满为患的模式,建立让医务人员“行走”起来的新机制,实现患者不用再追随医生的医流替代患流模式。恢复简便有效的巡回医疗和村庄、街区“请医栏”模式,建立起中医药特有的和谐友好人文的医患关系。

(六)开放传统成药入市限制和加强药材原产地生产监管。全国民间、官方留存下来的中药药方总数有60万左右,几十年来,拿到国准字号的总共12780个,按照每年审批150个左右的周期(包括重复的),将人为地把已处于衰退的中医药推向濒危。从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拯救中医药传统方剂于濒危的两方面考虑,应当尽快改革这种审批制度,对传统经典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应精简审批流程、在控制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审批速度,使之尽快成药,为患者使用。还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方剂、对中成药传统中药种植的垄断,使存留在全社会的名药名方能够无障碍地进入市场并为人民服务。

要重视和解决好中医衰退反映在中药方面的问题,如中药品质降低、非原产地生产情况泛滥、药性减小和异变等问题,深刻认识到“传统中药不存在,医也完了”的道理,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中药病了”和防止“中医亡于药”等问题。

(七)完善中医药研究体系和大力发展队伍。科学是探索规律破解问题的学问,中医更是在一般的科学基础上追求艺术化的过程。要针对中医药自身特点、规律,建立不同层次、分门别类的产学研体系,大力发展有助于中医“望闻问切”的新技术、新装备和信息化。在摸清中医药家底的基础上,大力建设人才队伍,充实和完善国家中医科学院职能,增加中医药人员的院士比重。特别是要尽早启动以名老专家和新的精英组合为核心、遍布全国、覆盖全民的中医药骨干队伍的建设,恢复中医全科医生的认定、培养和行医模式。

要着手规划建设中医医疗集团,解决中医药人才培养实践场所少、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的实际问题,还要通过增加办学、办培训班等办法,多种手段解决队伍建设问题。

(八)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当今中医处于危亡之境,说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中医文化传播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中医药的实践行为。古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能知医识药。他们就是通过诊疗行为,传送出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和人生主张。可见,复兴中医伟业与振兴中医文化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因此,应坚持两手并举、两手都要硬,运用好中医药医疗健康这个载体,来弘扬中医文化,发展中医文化事业,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充分展现中华国粹的魅力和光彩。

(九)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当前,医药健康产业仍是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战略性产业。以中医药为特色的新兴产业在全球发展迅猛,前景广阔。作为中医药的发祥地,中国理应掌握其绝对的主导权,利用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成为这一成本最低、市场最大的新型支柱产业的领跑者。比如,开发“中药汉方”的现代制作、保健和保健养生食品、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医师国际培训和人才输出以及中医医疗养生跨国服务的产业化等。

(十)规划建设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健康管理体系。现代计算机智能化越来越发达,与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密不可分,必然对中医药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对中医现代化质量起到显著提升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医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更需要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模拟、智能可视、远程整合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包括全国性的医疗、药材、方剂、病患资料库,云计算、云会诊、云交易、云监控体系,区域性的骨干诊疗健康中心,逐步实现中医药全程健康管理、专家资源管理、重点药材和疾病防控的智能化体系,提高诊疗时效、水平和实现全民共享。

体系的规划及建设应由国家统筹,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计划,按计划分步骤加紧推进。

(十一)创新中医对外交往。敢于和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加快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应当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团体、个人,拿起中医药这个民族法宝和运用神奇的诊疗手段,广交天下朋友。比如,联络两岸三地特别是台湾的有识之士和民间资本,促成两岸牵手共建第二国防。这种以民族文化为载体,去政治化而进行的联手合作,将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事情。此类合作,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意图下,放手让民间去运作。

同时,应坚持不懈地将中医药推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科学性与独特性,通过学术交流、投资合作、诊治观摩等方式,拓展中医在全球的交流,为中医和中华文化向国土之外扩展搭建平台,使中医在服务全人类健康中得到广泛传播,不断地影响世界。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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