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63 次 更新时间: 2023-02-01 1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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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战会课题组:牵一发可动全身——论国家发展战略视角下的生物质能源产业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课题组
标签: 国家发展战略 生物质能源产业

摘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向生态文明的转型需要以高度历史自觉去争取战略主动。生物质能源产业属新兴战略产业,将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应把握发展先机。

关键词:大变局;民族复兴;文明转型;生物质能源产业

一、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1]“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2]

大变局中,格局波诡云谲,矛盾错综复杂。但其中最大之变,是人类正面临一个文明级的命运转型期。

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文明,是人类迄今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使人类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但加速创富的过程不断加剧着对地球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正越来越迅猛地冲击着不可再生资源存量及环境容量的底线,直接危及人类生存。这意味着,高度依赖经济持续增长而生存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人类文明不能也不会坐待盛极而衰、盛极而亡。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渐成时代大势、人间正道。回溯文明转型历史,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形态的进化都主要是由生产力拉动的,当新发现、新发明带来生产力的跃进时,随之就会进行生产要素的重组,产生新型生产关系,进而逐渐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但是,这次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则会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主要经由生产力的进步自然带来的,而是必须经由人类的自觉引导、建设,才能逐渐生成。因为生态文明孕育于工业文明体系内,而工业文明日新月异增长的生产力却不再仅是主要为人类带来福祉,而是由于资本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内在逻辑,越来越危及人类文明的存续。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4]。人类的出路,就是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自觉开始建设生态文明。

这意味着,从基础理论创新到宏观战略布局再到系列战役实施,我们要积极争取战略主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5],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部署。倡导并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新时期人类进步潮流的重大实践,而这一历史潮流的指向,正是生态文明。

向生态文明转型,一方面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离不开基于科技创新带来的关键新兴战略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能起关键拉动作用的新兴战略产业不仅关联面要广、产业带动能力要强,而且必须能促进而不是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它既要适宜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蓬勃生长,也要具备能在全球推而广之的特性。

生物质能源产业,应运而生。

二、生物质能源

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来自自然界中有生命的植物提供的能量,植物以生物质作为媒介储存太阳能。故生物质能源有“种植能源”之称。它既属于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地热能、海洋能等)范畴,其产出和影响又超出能源产业领域。“生物能源是所有能源中,唯一能兼有减少碳排放和能将大气中固有的碳‘吸出’功能的品种。生物能源作为燃料,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是零;通过生物炼制技术(biorefinery)将生物质转化合成为生物基聚酯和塑料等材料,可以替代几乎所有的石化合成材料。”[6]而这,只是生物质能源多功能的一个方面。

人类最早使用过的能源,就是生物质能,19世纪后半期之前薪柴是人类可利用的主要能源。工业化时代至今,生物质能占人类能源消耗的比重很小,但其增长潜力巨大。据计算,全球陆地的年生物质产生量约1600亿吨,生物质储存的能量比当前世界能源消费总量高出约2倍,具备极大的逐步更多替代化石能源的前景。

具体到中国,“迄今为止对我国生物质资源的测算,大体在折合6-7亿吨标准煤,约占当前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7。然而这些估测基本上只计农、林废弃物和剩余物,没有考虑在面积为耕地2-3倍的边际土地种植生物质的潜力。……边际土地不适合种粮、棉、油,但可用来种植对水肥条件要求低的灌木和草类,再转化为生物能源和生物基合成材料。……我国的情况与欧盟有所不同,边际土地尚未被利用,且大部分处于降水量稀少地区,发展生物质专用灌木和草类的潜力远大于林木。初步估算,农、林废弃物和剩余物加上边际土地种植的灌木和草类,年资源潜力将可达16-18亿吨标准煤之巨。相当于我国当前一次能源年消费量的1/3”[7]。

生物质能源既可产出电、气、油等各类能源产品以降低对不可再生化学能源的消耗,又可减少碳排放增益人类环境;既可带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又可满足生态化社会对产业与环境适配的更高要求。它是助推我国引领向新文明转型的产业利器。

三、我国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必要性

(一)分担国家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8]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了新中国的反霸保和平、争取世界最广大人民基本权益的斗争精神,率先提出在保全各国主权性国家利益基础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先进国家平台,正超越一国利益在国际上履行大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仅是一国之利,而是天下之利。如果不能最终达成这一国家使命,而是偏安一隅或称霸于世,则即使积累了再丰厚的国家利益,也难逃古今中外的国家兴衰周期律。

这是一种摒弃霸道的天下观,是一种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是一次为人类命运寻求光明前景的伟大斗争,需要实施一系列伟大工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其理论体系,逐渐形成能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贡献于世界。

生物质能源产业,从理论架构,到取之于自然、造福于社会、又回归于自然的全产业链运作周期,都当得起这一伟大系统工程中的先锋分子。

(二)捍卫国家利益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9]

不能把自己的事做好,捍卫不住自己的国家主权利益,践行新时代国家使命就是无源之水。今天我们自己在惊涛骇浪中站得稳,才有号召力去引领别人共赴光明。“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10]

生物质能源产业的特性,使其能全面铺展于中华广阔大地,联通其他产业构成国内大循环,进而带动普遍经济繁荣。在已有的及更多可能来袭的外部攻击面前,它可帮助稳固国家经济体系、保全国家利益。

(三)守护能源安全

2021年,我国年度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约45%,石油对外依存度约70%。即使是我国自有资源相对充裕些的煤炭,2021年也进口了3.2亿吨,对外依存度7.3%,进口量占世界的20.8%。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拉高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遭遇人为破坏,海外能源来源及运输渠道安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作为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制造业大国,一旦外部敌对势力加大对我全面打击力度,能源安全将成为突出问题。

若发生能源危机,必将全面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我们需要设法丰富、稳定化石能源来源及保障国际运输渠道畅通,同时从长远看,应注重逐渐更多地倚重自己可控的能源,以从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生物质能源可在相当程度上担纲这一重任。即使在新能源阵营中,生物质能源也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如,风能、太阳能只能用于发电,受自然条件限制产出不稳定,且因占地、环保等原因不宜在人口、农耕密集区集中布局,依靠远程输电网络不仅提高了成本,战时更可能遭到针对性攻击,经济性也不具优势。而生物质能源产出稳定,原料、生产厂均贴近消费市场不需远程输送,可根据资源条件和各地不同的能源需求分散式布局。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分散式布局对于产业的军民融合、保障军需及民用的不间断,具有重要战备价值。

生物质能源产业,上游与农林产业浑然一体、自然亲和,下游因产品的多元化,可与传统能源构建起的能源消费市场无缝衔接,将极大节约经济及社会资源,极大降低产业升级阵痛。我国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已历经3个五年计划,不仅生物质发电进入了成熟稳定阶段,而且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还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了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技术创新,试点厂能直接产出高品质燃油、燃气等多元产品,为能源产业升级做好了技术准备。

(四)增进粮食安全

粮食与能源都是攸关国家生存的最基础要素,既是国家安全的底线,也是国家发展的支撑。粮食安全从来都是我们这个农业传统大国的头等大事,在我们人口超过14亿的今天,尤其如此。“中国的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却养活了且继续养活着世界上21%的人口,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条件与人口增长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直接且强烈的制约,进而被逼迫着形成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11]

不同于一些国家使用玉米等粮食作物制作燃料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非粮生物质燃油技术”属于新能源革命中的顶尖科技。它不仅能使生物质同时直接产出电、油、气、热、冷5种能源产品,更可实现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经济内循环新业态、新模式。

“从事生物质生产的农业,五千年来只认淀粉性籽实和二性产品肉蛋奶,而生物量产出的另一半——纤维素与木质素被视为废弃物。随着科技进步,人们发现不仅淀粉,纤维素、半纤维素与木质素也可生产出绿色能源、材料与有机化工产品。……2016年,我们提出了‘第二农业’概念,即对非粮农林生物质及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生产能源、材料和有机化工等绿色产品。‘第二农业’根本性地改变了五千年的农业观与产业结构,根本性地改变了工农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得力抓手与引擎。……全生物质生产才是完整的农业,缺失‘第二农业’不是现代农业。”[12]

生物质能源极大挖掘出了原本被忽略的生物质“第二农业”的重大价值,使在同样土地上同样劳作收获同样作物的农民因此而增收,意味着农民同等劳动的增值,因而能促进农民从事农林种植的积极性,减少耕地的荒废,增加对不适合种植粮、棉、油作物的边际土地进行灌木和草类的种植。这可大幅增加包括粮食作物在内的植物种植面积,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五)服务“双碳”目标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3]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对努力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全面部署。

为达此目标,“仅靠减排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将大气中已有的CO?永久移出的措施,即国际气候变化界看重的所谓‘碳移除’。碳‘零排放’和‘碳中和’更是如此,须采取包括植树在内的生物质方式,才能抵消掉相当大一部分的碳排放。‘生物质能和碳捕获/封存’具有这样的本领。……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2013年)披露,‘生物质能和碳捕获/封存(BECCS)是极少有的能将近几百年来被大气吸收积存的二氧化碳吸出与移走的技术’”[14]。

石元春院士指出:“我国有三片农林碳中和场——农田、能源灌草、乔木林,它们的面积分别为1.35亿公顷、1.44亿公顷、1.86亿公顷,合计4.65亿公顷。三个场的碳状况主要计算参数是:吨生物质年吸存0.5吨二氧化碳及产能0.5吨标煤;吨标煤排放2.6吨二氧化碳;吨生物质能的排放量是煤炭排放量的40%。

农田碳中和场的碳交换最频繁。以2015年资料,我国农田生物量产出15亿吨,可吸存二氧化碳7.5亿吨;另可供能源用农林有机废弃物产出量折标煤4.92亿吨,转化替代能源可减排二氧化碳9.3亿吨(含负碳减排);农林牧渔共消费化石能源8232万吨标煤,排放二氧化碳2亿吨(均仅为全国总量的2%)。

农田碳中和场汇多源少,合计年增汇潜力为14.8亿吨二氧化碳。能源灌草碳中和场,建成后按年公顷地上及地下部生物量产出10吨计,年生物量产出14.4亿吨,吸存二氧化碳7.2亿吨,转化为替代能源折标煤7.2亿吨,减排二氧化碳4.4亿吨,合计年增汇潜力11.6亿吨二氧化碳。乔木林碳中和场是长时段碳吸存,现总生物量155亿吨和年吸存二氧化碳11亿吨……以上三片农林碳中和场的二氧化碳年增汇量合计37.4亿吨。这是现量,如果考虑到至2060年的40年间的增量,农林碳中和工程的贡献将在年增汇50亿吨二氧化碳以上,约相当于现年排放量的一半。同时具有生产12.1亿吨标煤生物质能源的潜力,相当于全国现年能源消费总量的30%。

……农林碳中和工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改善三片碳中和场的农作物、能源灌草及乔木林的群体结构与管理,增加碳吸存与生物量产出;第二部分是非粮农林生物质与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发展生物质能、材料和化工产品等绿色产业,增加替代减排力度。”[15]

除了对国内生物质资源的挖掘利用,我国还可借助“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途径,丰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内容。我国北部相邻的俄罗斯,南部相邻的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林草资源充盈,农林废弃物量大,可通过贸易往来就近大量进口其农林废弃物弥补我生物质资源的缺口。此举既保护了各国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其对华出口收入,密切了国家间经贸关系。

(六)助力乡村振兴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6]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开始施行,明确了5个方面的振兴内容:产业发展,人才支撑,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组织建设。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文明的振兴。而在其包含的这5个领域,生物质能源产业均大有可为。

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农村几乎是不产生垃圾的——一切都尽量物尽其用地纳入了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自然循环。这种生态循环,正是生态文明新农村追求的目标。同样是几乎无垃圾,但未来要实现的是更先进的产业、更宜人的环境、更舒适的生活。生物质能源产业可以助推这一切逐渐步入现实。

产业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本身就是依托创新技术进行的产业升级,更能促使一二三产业在农村的联动发展;人才支撑——生物质能源产业通过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的紧密结合,创造出农村各类专业人才及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文化繁荣——生物质能源产业使农民增收、生活更加富足,农村生活摆脱贫困更加和谐,进而衍生出能促进文化繁荣的土壤;生态保护——生物质能源全产业链周期中吸纳了农林废弃物和空气中的碳,低排放生产且产品是清洁的、有机的,总体上对生态环境完全是正面贡献;组织建设——由于工业化生产通过与农业的紧密结合在农村落地,新增的工农业产出需要与市场及第三产业对接,必然会带来对农村组织化的高度需求,基层党组织、政府组织大有可为,退伍军人等受过组织化训练的群体也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农村生态系统中,哪一个点上的问题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问题甚至外溢至农村生态系统以外,都需要予以系统化解决。如,“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的面源污染已上升为第一污染源,包括养殖场产生的大量畜禽粪便不经处理地排向水体、上亿吨秸秆露天焚烧等。如果能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以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为原料生产沼气和生物天然气,则可在改善农村生态的同时大量减少全国的碳排放量。“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治理好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件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大好事,要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以就地就近用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为主要使用方向。”[17]

“以后的中国田园,不只是‘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还有绿色能源、材料与有机化工工厂星罗棋布。农民或在农田,或在车间,或在山庄,或在市镇,过着现代桃花源式生活。”[18]

(七)完善基层党建

生物质能源产业取之于农林,用之于城乡,与农业产业、农村生活、农民利益紧密相融,与乡村振兴战略荣辱与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19]

具体到产业发展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载体。这就决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必须占主体地位,在农村各类经济组织中起主导作用、具有控制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客观上还承担着政治、社会、生态等多种职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和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出资人),而不仅是管理者、经营者”[20]。

多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三农”问题积重难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基层党政组织缺乏集体经济支撑,失去动员组织农民的能力。生物质能源产业具备工业化生产的基本特征,要求以高度组织化保障规模化生产的相对稳定。由于各地农村既是该产业的原料来源地,又是该产业的产品消费市场,有的还是该产业的生产或仓储基地,只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才能最有效达成可满足工农两方利益要求的组织化合作。又由于各地农村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只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才能最有效地动用集体经济力量,借助生物质能源产业对农村本土产业和社会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地选择多产业多样化经营模式,走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盘棋。

同时,“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关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本质就是通过党的领导优化生产关系,为党组织和群众切身利益之间建立了联系,让党组织找到了群众,让群众找到了党组织。把党支部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群众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既强村又富民、以组织力提升促乡村振兴的共同富裕道路”[21]。

生物质能源在各地农村生根开花,将不仅是繁荣了一个新兴战略产业,更将极大促进农村基层党建的不断完善。

四、我国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可行性

(一)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向世界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具有最大限度发扬人民民主、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的政治优势;具有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经济优势;具有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优势;具有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同理想、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优势。

这一切,构成了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这种攸关国家与人类命运的新兴战略产业的适宜制度环境,也为立足本土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技术优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22]

在生物质能源领域,我国已成长起许多企业。其中,“行业的领军企业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创新成果已位居世界领先水平,为产业转型升级做好了技术支撑准备”[23]。它已成为全球生物质能源产业的领军者和最高标准制定者,尤其是其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水平的非粮生物质燃油技术,对我国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三)先行实践优势

在生物质能源领域,已有中国企业出奇兵夺取了先发优势。在对生物质气化-费托合成燃油技术攻关、实验8年后,2013年1月,一座1万吨级生物质燃油生产线正式投产,进入同类技术的国际领先行列。2015年8月,中国科学院为此向中央呈文,表示“我国有望破解当前生物质能发展困局”,建议国家“加强对生物质合成燃油产业的政策支持”。

……

中国的生物质能源战略产业,亲和自然环境,赓续传统文化,担纲生态转型,契合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朝气蓬勃,前景可期。

注释

[1] 习近平,2019年12月3日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时的讲话。

[2] 习近平,2021年1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4] 毛泽东,1964年12月13日审改周恩来准备向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时添加的一段话。

[5]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6] 程序、朱万斌:《生物质巨大的碳减排和碳吸收潜力不可忽视》,《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7] 程序、朱万斌:《生物质巨大的碳减排和碳吸收潜力不可忽视》,《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8] 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9] 习近平,2022年7月2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10] 习近平,2020年7月21日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的讲话。

[11] 温铁军、唐正花、刘亚慧:《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东方出版社,2021年9月。

[12] 石元春:《农林碳中和工程》,《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13] 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14] 程序、朱万斌:《生物质巨大的碳减排和碳吸收潜力不可忽视》,《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15] 石元春:《农林碳中和工程》,《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16] 习近平,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7] 习近平,2016年12月21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18] 石元春:《农林碳中和工程》,《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19] 习近平,2018年9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 江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1期。

[21] 江宇:《我在烟台,看到中国农村的未来》,民族复兴网,2020年11月6日。

[22] 习近平,2020年10月16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3] 陈义龙:《创新多元多态联合超净能源工厂业态 实现生物质能源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战略与管理》,2021年第3/4期。

来源:《战略与管理》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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