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习总书记指出，“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并在十九大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有了清晰的时间表、明确的路线图。碧水蓝天、空气清新的美丽中国，让人满怀期待。这对于我们绿色能源产业来说，无疑吹响了集结号和冲锋号，我们必须扛起向生态文明中国出发的大旗，责无旁贷、脚踏实地为美丽中国添砖加瓦。为更好地落实好党中央和习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对我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风能、太阳能等由于自身不稳定性、能源商品形式单一性的局限，只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起到一定补充作用；我国生物质能源，不仅开发潜力比风能、太阳能的总和还要大数倍，而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种可稳定生产高品质、高清洁的燃气、燃油、电力、热能和冷源等所有能源商品的可再生能源，可全面替代化石能源。

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现已培育出领军企业，无论是生物质发电技术还是非粮生物质燃油技术均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选择生物质能源为突破口，推进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革命，积极迈进种植能源新时代，可以破解我国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与环境两大制约因素的困局，确保我国在本土上建立“自主、安全、稳定”的能源体系，能够为加快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新鲜活力，同时也为引领全球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

一、中国能源战略转型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能源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化石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是当前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性因素。

（一）化石能源严重不足，难以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并号召我们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今后五年国家经济年增速要保持在7%左右，这预示着我国经济未来将会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

伴随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富裕国家行列迈进，能源消费将迎来刚性增长。我国目前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美国人均水平的1/7、欧盟的1/4，面对未来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趋势，我国化石能源资源显然严重不足。

到2030年，我国能源年消费总量约为50亿吨标准煤。2020年，我国年消费原油约6亿吨，国内自产原油不足2亿吨，届时我国原油进口量将超过75%。据2014年发布的权威资料显示，按年2亿吨原油产量计算，我国现已探明的石油可开采年限不足8年。我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但集中在内蒙、新疆等地，若以一种化石能源替代另一种化石能源，大力发展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产业，能源效率反而大大折损，环境污染会更加严重。据国土资源部《2015年中国矿产资源报告》显示，2014年底我国已探明的可采煤炭储量约为1145亿吨，2014年采煤量为38.7亿吨，若以煤制油、煤制气替代石油和天然气，则我国每年需新增煤炭产量约21亿吨，煤炭可开采年限仅为19年。我国天然气技术可开采储量以当前开采规模计算仅剩29年，新增量需靠进口，若不依赖进口则可开采年限仅十几年。

从长远看，我国化石能源严重短缺是不争的事实，若不抓紧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将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我国是世界上化石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且资源消耗型与环境污染型重化工产业占比大，结构严重不合理。由此导致我国的大气、水体、土壤等均遭受严重污染，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若不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将不能支撑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

（三）我国已明确承诺履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减排义务。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议》已形成成果。我国计划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届时，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与2005年相比要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要想完成这一积极的、紧迫的碳减排计划，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及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四）油气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对我国能源安全构成威胁。2014年，我国原油进口比重已突破60%的警戒线，天然气进口比重也接近40%。到2020年，我国原油进口比重将突破75%，天然气进口比重将突破50%。到2030年，我国年消费原油约8亿吨，几乎将完全依赖进口，同时，天然气进口比重也将达到75%以上，我国能源命运将被第三方掌控，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加快开发本国油气资源。2014年，奥巴马政府获国会批准准许页岩气出口，2015年美国国会再次批准解除原油出口禁令，从油气资源进口大国转变为油气资源出口大国，这是美国能源战略的重大转变。当下，在向全球油气资源霸主地位发起的争夺战中，一方面，美国操纵国际油价使其持续走低，持续的低油价不仅将抑制俄罗斯油气开采产业发展，重创俄罗斯经济，还将使得以石油工业为经济主体、经济结构单一的中东产油国的内乱因素增加。美国撤离中东说明美国已不再依赖中东油气资源，以化石能源为核心的利益结构在中东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该地区原有政治力量平衡体系被打破，区域性不稳成为必然，美国不会再为该地区的稳定付出更多代价，相反中东出现乱局或许更符合当下美国能源战略意图。为使低价攫取他国丰富油气资源成为可能，美国资本或许还会直接或间接对全球范围内油气资源企业展开并购。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页岩气、页岩油开采成本极低，加上解禁出口令迎来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在未来国际市场油气价格看涨的预期、美联储加息等利好刺激下，可使美元呈现长期升值态势，美元回归、资金充足又将推动美国企业加快油气资源开发。已有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目前正趁国际油价走低，展开进口满仓480天战略储备油的行动。

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油气资源出口第一大国，若中东地区动乱，油气产量下降，油价必然上涨。联合国能源署多年前就作出预测，到2020年，国际原油价格可能达到每桶150美元以上。只要出售油气资源，美国等国家就可将我国3万多亿美元外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出口创汇成果全部收归他有。美国转变能源战略希望达到的目的或许就在于，通过操控四年左右的低油价，重创俄罗斯使其元气大伤；再通过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油价拖垮中国经济使其倒退20年甚至30年。如此一来，美国便可从中掠夺工业文明最后一桶金，既损人又利己！这或许正是美国重返亚太的真正目的之所在！美国正全力布下这一大局，目的是为打赢工业文明最后一场石油战争，在其大获全胜的同时又使中俄两国大伤元气，美国则将稳坐世界霸主地位。

当前，中东局势已然堪忧，一旦该地区失控爆发区域性战争，原油产量将会急剧下降，不仅会推高油价，更为可怕的另一种可能是有钱却购买不到石油！世界著名的未来战略学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明确指出：“石油危机后的几年，将有两个相关现象出现，一个是总需求上升，油价从每桶150美元上涨到200美元甚至更高；另一个是石油盛产国因政治动荡导致生产中断，它将同样推高油价。”当前，如果我们放松对石油危机的警惕而盲目享受低油价带来的利好，无异于舔食“刀尖上的蜂蜜”。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会轻易接受中国在未来几年内超越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而不可能放弃打击中国最大的软肋——石油短缺。中东动荡，中国购买不到石油，一年内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当前柴油消费量占油品消费总量的70%，柴油短缺会使得粮食生产、物流、建筑等行业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将受到重挫，社会不稳定因素骤增。对于我国而言，能源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加快能源转型发展已刻不容缓。

二、加快发展生物质能源是我国能源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

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我国基本国策，而各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在我国能源战略转型过程中应有不同侧重，综合来看，生物质能源产业将成为我国能源战略转型中的主导产业和必然选择。

（一）风能、太阳能只能以补充形式发展；水能、地热能、潮汐能发展潜力有限。风能、太阳能可生产一到两种能源商品，可对缓解化石能源危机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人类使用的能源商品主要有电能、热能、燃油、燃气及冷源等五种，因其自身不稳定性以及能源商品形式单一性决定，风能、太阳能只能以补充形式存在。

风能、太阳能产业还具有资金密集型、非劳动密集型、高投入低产出的弊端，到2030年，我国风电预计可达3亿千瓦装机，太阳能达2亿千瓦装机，二者总投资超过4万亿元，年替代化石能源量约2.5亿吨标准煤，仅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带动社会就业不超过150万人；其带动GDP增长量虽可达到近万亿元，却非但不能对百姓转移支付利益，相反会推高电价，让百姓支付更多的能源消费成本，不利于拉动内需消费，同时电价走高还会直接削弱我国制造业竞争力。

需要说明的是，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光伏发电产业中的多晶硅、单晶硅材料生产过程高耗能、高污染，短期内还会增加碳排放，加重环境污染；光伏发电材料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要在发电场投产后10年左右才能收回，而十年后光伏发电材料已经老化面临更新；光伏发电电价成本居高不下，更是成为广大消费者的负担。光伏发电产业对于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碳减排的贡献微乎其微，光伏发电产业的过度发展得不偿失。反思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窘境，主要是由于缺乏创新、崇洋媚外，继而盲目投资掉进西方人设下的陷阱。此可谓失足在前，而当下使用强刺激政策试图挽救，又无异于饮鸩止渴。过度单一发展光伏发电产业与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目标相违背，全面推进太阳能产业的光热发电、生光互补发电、煤光互补发电、气光互补发电、光热冷源系统、光催化制氢能源系统等新技术、新工艺的商业比较研究，回归理性发展才是我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可行之道。

到2030年，我国水电、地热能、潮汐能等，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量预计约为3亿吨标准煤，约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其发展潜力同样有限，不能承担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责任。

（二）核电产业不宜过度发展。核能属于清洁能源，但它是不可再生的矿石能源。我国是贫铀国，核原料同样面临短缺问题，并且核能也只能生产单一电能商品。近期新华网相关报道显示，预计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2-1.5亿千瓦，核电发电量占比进一步提升至8%-10%。按每个核电站175万千瓦装机规模建设，全国将建成68-85个核电站。一个175万千瓦装机的核电站所使用的强辐射物质总辐射量，相当于80颗二战期间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而68-85个核电站，则意味着届时将会有5440-6800个“原子弹”分布在我国国土，悬在13亿人心头。一旦战争风险上升，这些公开目标必然成为巨大隐患。

绝对的核安全是不存在的，除战争因素外还有人为因素、技术因素、自然灾害因素等，都是风险所在。目前，已有核电站在人口密集的内陆地区进行规划建设。从安全角度考虑，核电站半径80公里以外为安全区域，我国内陆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居住人口约为500人，一旦核电站因技术、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安全问题，2万平方公里内约1000万人将受到威胁必须撤离，按人均10万元的搬迁费用计算，1000万人的搬迁费将超过1万亿，紧急撤离千万民众与后续引发的社会问题将不堪设想。全国13亿人也都会因此产生不安全感，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不稳定，后果十分严重。前苏联、日本均有过发生核电站安全事故的先例。除了安全问题以外，核原料短缺也将成为发展核能产业绕不开的问题，大量建设的核电站，可能会因核原料短缺而受制于人。我国钢铁工业过度发展，国际市场便紧盯我国巨量铁矿石消费需求，哄抬价格使其成倍增长，致使我国钢铁行业陷入全面亏损。这一沉痛的现实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三）电动汽车不能真正破解能源与环境危机。当前，电动汽车话题正掀起热议，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远比目前媒体宣传的要复杂得多，片面宣传电动汽车产业利好或对国家决策造成误导。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电动汽车的使用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可起到一定作用，国家可在相应程度上支持其发展。但寄希望于用电动汽车全面替代传统油气动力车是不可行的，电动汽车不能从根本上破解我国一次能源短缺与环境危机问题。首先，发展电动汽车只是转移污染。从全生命周期来看，电动汽车的电池系统需要消耗巨大的增量能源。煤电在我国总发电量中占比仍超过80%，从煤炭到发电，我国当前的平均能源转化效率约为40%，加之从电能到电动汽车使用的又一次能源折损，能源转化总效率可能降到30%左右。也就是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会大幅提升，化石能源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更加突出。更何况，电动汽车产业会产生废旧电池处理的新的环境问题。

其次，发展电动车会造成巨大浪费。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将会导致我国现有6万个加油站无法继续使用，近6千亿资产将被闲置，相应地，需要配套建设的6万个以上充电桩以及电网配套设施，总投资必将超过千亿元。更有甚者，我国现有汽车生产线也将被废弃，全国范围内又将因此形成数千亿不良资产。两者叠加，可能形成不良资产近万亿元，将成为企业和银行不堪承受的巨大负担。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与我国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发展理念背道而驰。此外，石墨烯材料应用于电动汽车上，可解决快速充电及扩大电容问题，但同时又会带来快速放电问题，必须增加装置来解决，这样一来，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就变得愈加庞大，自重增加，能源消耗量也随之增加，这在无形中也是能源的浪费。

第三，对电动车补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当前电动汽车销售环节对相对富有的私家车主进行50%的财政补贴，这种将纳税人的钱补贴给富裕人群的方式显然会加剧社会不公，也与共同富裕的原则目标相违背，是不可持续的社会政策与机制。

总而言之，从产业全生命周期来看，电动汽车仅适用于我国城市公共交通领域，而无法实现油气交通工具的全面替代。

（四）生物质能源产业将成为我国能源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生物质能源，可稳定生产电能、热能、燃油、燃气及冷源等五种能源商品，开发潜力巨大，且生产、消费过程低碳、清洁、安全，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及环境问题。生物质能源是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最优选择。

为履行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的承诺，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将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达到20%，即每年替代10亿吨标准煤。以生物质能源承担替代4.5亿吨标准煤的任务为例，折合干生物质9亿吨。为完成202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3000万千瓦装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投运1000个生物质发电厂，年消耗生物质原料可达2亿吨；此外用5-7年时间将7亿吨生物质原料用于建设生物质燃油工厂，可替代原油3.7亿吨，商品油2.3亿吨，替代我国进口原油的80%。按此计算，生物质能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提前达成目标，而且其4.5亿吨标准煤的替代量是风能、太阳能替代量总和的1.8倍，投资总额仅为风能、太阳能投资总额的2/3；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年减排量约为9亿吨，是风能、太阳能减排量的1.8倍；带动社会劳动就业超过2000万人，是风能、太阳能带动社会就业人数的13倍；全产业链带动GDP增长量约为8万亿元，是风能、太阳能的8倍；每年转移支付给农民的利益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18亿亩耕地每年带给农民的利益。

可见，非粮生物质燃油既可以破解石油危机，又可以治理污染，并且不需要改造或更新原有的汽车工业生产系统，油品储运销售体系可正常发挥作用，也无需投资新建任何设施。高清洁、高品质生物质燃油商品替代化石燃油制品，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新时代迈进，一切可简单、平稳过渡。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将使我们彻底摆脱发展电动汽车和核电的纠结。

在我国，若用发展风能、太阳能光伏发电、核能或电动汽车同样的力度来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到2030年，生物质能源完全可实现全面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责任与使命。

综上所述，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是我国实施能源战略转型的最优选择，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困难时期，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政策资源优先投入发展生物质能源显然是明智的选择。

三、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的能源转型条件已成熟

（一）坚持自主创新，相关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近十年来，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相关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发电技术已领先欧美发达国家；利用碳纤维素生产工业乙醇相关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利用农林业废弃物生产高品质、高清洁生物质燃油技术方面，中国科学院程津培等四位院士参与调研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国生物质合成燃油产业发展的咨询报告》已呈报国务院。报告指出：“我国生物质燃油研发和产业进展可喜，尤其是在生物质‘气化-费托合成’燃油方面，已掌握自主产权、成本可控的规模化生产国际领先技术，有望破解当前生物质能发展困局”。

我国一家新能源高科技公司拥有国家生物质热化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平台，于2013年1月在武汉东湖高新园区成功建设了世界首条万吨级利用农林业废弃物生产高品质、高清洁的航空煤油、汽油、柴油的商业化示范生产线，其油品标准已超过欧Ⅴ标准，工厂能源转化净效率达50%；每3吨林业废弃干物质可生产1吨商品燃油，成本为7000-7500元。对此，中国科学院程津培院士认为：“我国自主创新非粮生物燃油技术的成功，不仅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还将引发能源领域的一场革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院院士石元春指出：“我国非粮生物质燃油技术商业化示范厂的成功投运，标志着人类将走进种植能源新时代。”

（二）一个与亿万农民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已成功创建。我国现已建成投运生物质电厂近300家，每年消费农林业废弃物8000多万吨，这一产业已成功发动亿万农民参与并使其每年受益达240多亿元，这是产业精准扶贫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目前我国相关企业已完成燃料收购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和运行，实现了燃料收购的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平台建设。一个便民、利民的阳光、透明、公平、公正的农林废弃物互联网交易平台正在我国广大农村建设与运营，一个适合我国农村特点、与亿万农民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三）我国是农林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我国拥有18亿亩耕地，不仅可确保13亿人“吃饭”的粮食安全，而且每年还产生约9亿吨的秸秆和谷壳，可作为能源原料使用；加上我国有林地面积约45亿亩，待开发宜林地面积约40亿亩，若集合科技、资本、管理等要素充分发展种植能源产业，则预计每年可产出约50亿吨标准煤的生物质能源，而201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约为36.5亿吨标准煤，生物质能源在我国完全具备全面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潜力。

（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可实现“一石三鸟”之功效，是绿色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佳对接点。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可根治我国农民季节性焚烧秸秆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煤炭用量。在宜林荒山、荒坡、荒漠地、盐碱地、江河湖海的滩涂地等大力推进能源林（草）基地建设，具有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祖国河山，增加种植业碳汇等显著生态效益。生物质能源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带动亿万人就业，给底层百姓增加数万亿元收益，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生物质能源商品近50%的成本通过购买生物质原料转移支付给了广大农民，若使用低碳、生态、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公平价值体系来分析评价生物质能源商品，其成本远低于化石能源。在公平的市场条件下，生物质能源产业可展现出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经济功能。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者皆备，是破解我国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受制于资源与环境两大制约因素这一困局的有力抓手，可承担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五）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我国拥有制度优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明显的制度优势就是决策效率高，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快办事、办成事。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若上升到重大战略规划层面来推动，未来7年左右，我国便可在本土完成以生物质能源为主体的能源“自主、安全、稳定”体系建设，破解能源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

（六）生物质绿色能源商品市场需求迫切。目前，我国燃油、燃气商品短缺，高度依赖进口，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商品又是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高清洁、高品质生物质能源商品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因此，在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拥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动力。

（七）农民是发展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的主力军。我国目前有7亿多农民，仍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性，劳动力资源充足、成本较低，这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的一大显著优势。生物质能源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特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变成市民后，县域经济发展未来必须承担起带动城镇居民就业的责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将成为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与安全阀。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便是打造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生物质能源产业是最佳对接点。

四、推动以生物质能源为主体的能源战略转型的建议

（一）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必须做好科学规划与顶层设计。我国两院院士石元春强烈呼吁：“发展生物质能源要像当年搞‘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粮食安全’工程一样，打一场绝地翻身仗。”我国农林业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如何对这一巨大的“绿色低碳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和高效利用，是全面推进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我国可通过5-7年时间总投入7万亿元，其中1.5万亿用于种植能源林（草），5.5万亿用于建设生物质电厂、燃油工厂和投资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及生产服务互联网平台，生物质电能、燃油、燃气将实现全面替代石油、天然气并替代50%煤电的目标。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可带动约9000万人就业，每年转移支付给百姓的收益达3.5万亿元，是实现绿色产业精准扶贫的最佳对接点；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可带动GDP增长约25万亿元，实现二氧化碳年减排超过60亿吨。

当前，我国林业经营受体制机制及发展观念影响，其投入产出比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对于植物生长而言，北欧的气候条件远不如我国，但北欧平均每亩森林蓄积量却是我国国有林地平均水平的八倍。波罗的海地区总面积约为190万平方公里，每年森林生长量约为3.6亿立方米，每年木材采伐量约为3.5亿立方米，按100年计算，替代燃油商品量可超过中东地区的石油总储量。

我国要想实现林业低碳资源的高效开发、管理与使用，必须立足于保障我国政治、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积极实施林业资源培育与多功能体系建设，并引导科技、资本和管理三要素“上山下乡”，培育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北欧的经验是立法先行，自1854年开始依法管理林地、林权，实行林地永久性私有化，97%以上的林地被依法定性为工业原料林，3%左右为公益林与天然保护林（目前我国公益林与天然保护林面积占林业总面积约40%），在开发经营中有机结合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林业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积极迈进种植能源新时代，我国同样需要配套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支持。在产业实践方面，我国则应以增量开发为突破口，在保护原有森林不被破坏的同时，在闲置的宜林地上实现巨大的林木蓄积增量，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油田，实现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的战略转型，该项工作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推动。

首先，黄河流域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和适宜的生态环境，是我国转型发展中的中坚与核心区域，种植能源在此可大有作为。黄河流域可作为优先布局对象，按照整体计划、总体推进、分区突破的原则，对种植能源产业进行长期规划、重点投入。先抓好黄河三角洲试点建设，结合对其大面积盐碱、滩涂地的改良来发展种植能源，继而溯河而上，可逐步形成“黄河种植能源新型经济带”并辐射带动全部国土。3-5年内，在黄河流域规划5亿亩面积、投入4000亿资金，以速生灌木林（草）为主完成开发建设，可实现年产生物质燃料10亿吨，替代5亿吨标准煤，年实现碳减排10亿吨；若投入1.5万亿元建设能源商品转化工厂，全产业链可拉动GDP增长7万亿元，每年带动2500余万人就业，每年转移支付给农民的利益超过1万亿元。这在破解我国能源安全难题的同时，对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两个“翻番”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大。

其次，若对我国现有的10多亿亩低产林中的7亿亩林地进行升级开发，并将1.8亿亩退耕还林地和受重金属严重污染不宜种植粮食作物的5千万亩耕地纳入能源林基地建设规划当中，投入7500亿元建设约9.3亿亩能源林基地，5-7年内可实现年产生物质原料约20亿吨，相当于10亿吨标准煤，年实现碳减排20亿吨；若投入3万亿元建设能源商品转化工厂，全产业链可拉动GDP增长约14万亿元，每年带动约5000万人就业，每年转移支付给农民的利益超过2万亿元，这是绿色产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最佳途径。

最后，将我国的“三北防护林”生态工程与能源林基地建设对接进行综合开发，同时投入3500亿元在我国宜林的荒漠地、滩涂地、盐碱地种植5亿亩多功能林木作物，每年还可增加5亿吨生物质原料产出，替代2.5亿吨标准煤，年减排温室气体5亿吨；若投入7500亿元建设能源商品转化工厂，全产业链可拉动GDP增长超过3.5万亿元，每年带动就业1300万人，每年使农民增收5千亿元。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压力大，仍面临多重困局，亟需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核心、主导力量扭转局面。适时崛起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将其列入“十三五”规划重大专项进行重点培育、大力推动，是破解我国经济当前困局的有效路径，且效果立竿见影。

（二）加快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变革，推动能源革命。积极推动生物质能源分布式、分散式管理的运行体制机制建设。其一，选择农村能源市场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时机最为成熟。我国农村能源市场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约30%，柴油和燃气制品需求强劲但供应不足。生物质能源产业可利用农林业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燃油、燃气商品，能有效解决农村市场能源短缺问题，迅速构建我国农村能源以生物质能源为主导的自主、安全、稳定体系。此外，农村新能源市场有待开发，未被既有规则渗透，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改革，引入创新与竞争机制，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百姓分享改革红利，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其二，利用法制化措施构建公平公正的能源市场管理体制机制并保障其运行。例如，欧盟2010年立法规定，到2020年，其交通运输系统的油品消费中，生物质液体燃料占比不得低于10%。瑞典立法规定，到2030年，其交通运输系统将不再使用化石能源。根据2015年5月芬兰政府制定的经济转型战略规划，未来十年，芬兰将为以生物质能源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1000亿欧元；到2020年，生物质燃油商品在油品消费中占比必须达到20%；到2030年，交通运输系统中生物质燃油商品对石油制品的替代率将达到40%。届时，若油品销售企业达不到该要求，则要接受油品市场售价基础上再加每吨1600欧元的处罚。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生物质燃油的市场准入及销售价格问题。

得知中国企业已成功实现将生物质转化为高品质、高清洁燃油商品的消息，芬兰政府委派国家创新局官员专程来到武汉示范工厂考察调研，并邀请其前往芬兰开发市场。目前，为了吸引该企业在芬兰建厂，芬兰政府及欧盟方面拿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燃料收购方面，芬兰将提供每吨52欧元的财政补贴，创新局奖励700万欧元开展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工作，欧盟财政方面也已制定计划将用8850万欧元奖励创新示范，项目融资则由芬兰国有担保公司提供50%担保，并由社保资金参与项目股权投资等。确定落户芬兰的第一个项目选址于凯米市，已于2016年5月正式开工，2018年底前将建成世界第一个年产20万吨的大型商业化生物质燃油生产工厂。未来十年，芬兰规划引进中国企业发展年产500万吨生物质燃油的产业，带动15万人就业，拉动GDP增长460亿欧元，年实现碳减排1500万吨，促进芬兰经济朝着低碳、生态、循环方向转型。芬兰的创新举措对于我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加大财政、税收、金融资源的支持。生物质能源产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特点，需要绿色金融、责任金融推动资本“上山下乡”支持其发展。在化石能源主导的工业文明思维方式下，既有标准无法公正评价推动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因而被其束缚的各方力量也难以提供应有支持。现阶段，只有国家明确财政、税收导向，对生物质能源这一新兴产业实施减免税费及绿色金融、大型产业基金、扶贫产业基金、上市融资支持等积极措施才能为其提供健康发展的机会。此外，生物质能源还是我国“一路一带”规划中最有“走出去”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国家“丝路基金”为该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生物质能源是生态文明转型主战场上的核心和关键，赢得这一战役就能赢得生态文明全局性胜利的主动权。在生物质能源产业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一路一带”的战略辐射，还将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一条中国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带领他们从农业文明社会直接跨入生态文明社会，不再重复走不可持续的工业文明发展道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文明社会里走向消除贫困、实现富裕；消除愚昧、享受文明；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的新纪元！在习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将构建“敬天、护地、爱人”的生态文明社会发展逻辑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陈义龙，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