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言简义丰，中外思想界对其评价极高，但书中的材料和论证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本文从固有的逻辑出发，从公认的事实出发，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试图对书中的失误和盲区，给予视野完整、材料可靠和逻辑连续的解释。

关键词：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社会自治；宗教传统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诞生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宏大叙事的著作言简义丰，试图对五百年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主题——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和经济体系给予整体性的评价。此书的核心命题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已经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经典范式，历来中外思想界对这本书评价极高。以笔者之见，虽然马克斯·韦伯此书的最重要结论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伴生与共振关系到今天依然可以成立，但书中涉及的材料相当混乱且有选择性失明的问题，采取的论证往往疏可走马、避重就轻，有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嫌疑。此书对于框架性的问题一笔带过，细节性的问题喋喋不休，整体上比例失调极为严重。对此，作为探求客观真理的思想者应从不疑处有疑，应有运用完整理性和客观事实进行综合批判的勇气。有疑处该如何怀疑？这是最关键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从固有的逻辑出发，从公认的事实出发，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本文就顺着这三个立足点出发来完整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聊作献芹，以哂方家。

马克斯·韦伯生活的时代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其分析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关系的时候，犯了诸多失误，存在诸多盲区。韦伯在这个问题上颠倒了西欧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的时间序列而且倒果为因，因此不能自圆其说。他顺势取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而代之以伴生关系，这种观点论证的自我降级严重削弱了其观点的综合说服力。根据客观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无论是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新教伦理都是也应该是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综合演变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斯·韦伯的笔下，仿佛资本主义体系是基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产生；仿佛资本主义体系的每一个具体举措，都跟新教诸派某具体教义呈现出一一对应的镜像关系；仿佛资本主义体系的诞生源于说不清道不明的上帝启示与禁欲主义。不从经济基础、阶级结构、社会资源和文明性质的综合角度来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必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扭曲的哲学框架和断裂的历史脉络中寻找有效和正确的细节支撑，其论证方式就难免针对真实材料进行选择性失明以及割裂材料之间真实因果关系，最终必然陷入神秘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泥潭中。

人类文明的演变从来就是动态的综合进程，资本主义进程也不例外。马克斯·韦伯所犯错误的关键就在于用静止和孤立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进程这一宏大历史问题。资本主义体系在西欧的扩展是一个多种因素参与的国际化进程，并非自始至终局限在一个孤立的地区，而是呈现出了资本主义中心逐渐迁移的运动轨迹。而且纵观人类历史，类似于意大利诸邦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或多或少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系，曾经在多个古老文明区中多次出现，并非在西欧初次诞生。但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长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参天大树，包括资本主义体系发源地的意大利最后也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渐落伍，成为西欧先进国家资本主义中心的外围。新教地区各国的确是后来居上，将资本主义体系发扬光大。另外，还有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古老问题，以及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深入发展所暴露的深层问题和牵涉到的连带问题。对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与事实，必须给予视野完整、材料可靠和逻辑连续的解释，这就是本文的写作宗旨。

一、为何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不能促进资本主义良性发展

顾名思义，有新教就有旧教。旧教就是新教所反对的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新教本是基督教抗罗宗的统称，就是基督教内部所有不承认罗马教皇为最高权威的派别。亚伯拉罕宗教或者说一神教系统的基督教各派以及后期的伊斯兰教，本质上都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宗教，价值取向都是非资本主义甚至直接就是反资本主义的。《新约全书》中就有早期基督教徒财产公有，过着类似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段落，伊斯兰教的种种条文无非是阿拉伯人部落时代的习惯法总结。不仅如此，所有前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其他宗教，不管是产生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产生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产生于日本的神道教或者其他地区的低级宗教如原始崇拜成分极大的萨满教，都不可能产生适应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宗教伦理。这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伦理是社会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总结，而不是相反。

新教伦理的本质是基督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阶段性意识形态总结，与资本主义体系在西欧扩展的历史进程相表里。近代资本主义进程的真实情况是从中世纪天主教会大一统松弛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萌芽，在新生的意大利诸邦组成的多国体系中生长。然后，随着意大利诸邦银行家的足迹北上扩展，在北法和尼德兰地区扎根，最终扩散到了不列颠岛、德意志诸邦和北欧诸国，以及瑞士、奥地利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国。这个进程开始于天主教会的大本营意大利半岛，与犹太银行家团体密切相关，但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第一轮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潮时，确实与新教信仰在欧洲的分布地域密切相关。从逻辑关系来分析，并非新教伦理直接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只有新教伦理才最匹配资本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新教并非仅仅是文人知识分子性质的精神偏好，而是某地区社会基础和民族特性的综合作用。较强的蛮族特性与较弱的国家机器相结合，就越有可能选择新教信仰。新教信仰越坚定，就越能保护社会各团体尤其是资本家团体的政治自觉、自组织能力和综合博弈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就越强，在现实中就越能呈现出资本主义体系生机蓬勃、迅速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体系虽然在意大利诸邦萌芽，却在尼德兰和英格兰壮大成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生长需要不强不弱、恰到好处的国家机器保护。如果国家机器太弱，就会如意大利诸邦资产阶级一样，其拥有的财富无法抵抗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大君主专制强国的外部掠夺；如果国家机器太强，就会如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其拥有的财富就会受到专制国家的内部掠夺。对于具体的社会成员尤其是资本家来说，如果蛮族性较弱，那么就会缺乏互信互助、抱团结社以维持社会自治与基层自治的能力。小团体的团结能力越弱，就越不能保证因利益而结合的团体在社会格局中的稳定存在和进行有效博弈，就越需要中央集权与官僚统治提供的国家主义性质以及天主教会提供的社群主义性质的保护。最终就不利于个人主义意识在小团体的庇护下成长和觉醒，不利于基于私有制财产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功扎根于社会。只有在社会自治能力与国家专制力量保持恰当的平衡，各地域、各行业、各团体的力量对比趋于均衡的社会格局中，才有可能让时刻存在的利益斗争在司法独立、议会政治与法律斗争的框架下进行，不至于出现斗争的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最后某团体利用特殊优势和通过特别手段绑架全社会的恶果。简而言之，只有在这个综合的多元力量平衡的社会格局中，最终才能够建立有利于保护私有产权的法治体系。

正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其著作《官僚主义的弊病》中所言，进入十七世纪后，欧洲天主教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意大利仿佛都得了慢性病，在资本主义进程中成为落伍者。这位学者指出了表象，却不能确定病症。资本主义慢性病发作的关键原因，不是简单地在于天主教伦理本身，而在于天主教会所根植的社会基础。天主教根植于以旧式贵族大地主为天然统治者的社会基础。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民群众的大部分活动被天然统治者所管辖，自治城市、私有制工商业和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发育相比新教社会远不够充分。天主教教义主张安贫乐道、听天由命，各等级和各团体各司其职、各守本分，而不是积极追逐经济利润。天主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等级制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组织。虽然天主教伦理有助于保持社会和谐安定以及造就天主教国际主义大家庭，但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前提条件，恰恰就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社会解体和国际分裂，并不是社会财富越平均越好，社会成员的身份越固定越好，国际社会越团结越好。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核原则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个人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

什么是资本主义？纵观从西欧资本主义体系诞生到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高潮的资本主义全史，可以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资本主义在学术界可以有多种定义，但任何定义落实到现实的资本主义实践，其核心就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终极目标的经济活动和与之配套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其他的任何部分都是细枝末节。这种以资本的增值为终极目标的经济活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区别。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也一直有经济活动、商品交易和市场秩序，但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并不把资本增值作为首要目标，经营者并非资本的纯粹代理人。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自始至终都是服务于维持自身阶级地位，经营和交易活动的盈亏本身是次要的，各守阶级本分和维护社会地位才是最根本的诉求，也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封建社会建构中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财产权或者说现代私有制，财产权往往与家族和职业团体（封建行会）也就是阶级本身密不可分。在这种社会格局中，个人意识、个人权利与个人产权都是不清晰、不发达的。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壮大和最终确立，就必须逐渐瓦解这种前资本主义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格局，建立绝对个人主义性质的现代财产私有制。而绝对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就是原子化、散沙状个人社会的同义词。这种个人主义性质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原有的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解体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在阶级结构最坚强的时代，封建社会中的任何社会成员不是属于这个阶级，就是属于哪个阶级，都会受到各自阶级的保护与束缚，绝对不可能有例外。

资本主义体系在萌芽阶段，当然受到了封建社会结构的束缚而显得弱小无助，但只有在封建社会结构的保护中，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发展壮大，因为束缚与保护实质上是相通的。在同时代的东亚文明区，资本主义萌芽恰恰就是缺乏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直接面对国家主义利维坦的压制，因而无法发展壮大。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壮大后最终冲破封建社会结构，资产阶级最终淘汰贵族阶级，就是封建结构、等级社会和社群主义的社会格局被资本主义体系逐渐瓦解的结果。这个历史性的瓦解过程既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更是文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壮大，就是社会解体和文明蜕变加速进行的后果。因为只有社会解体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脱离严密共同体即阶级结构保护的散沙状个人，成为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只有封建道德规范衰退到一定程度，才能摆脱形形色色的宗教价值观和传统道德的约束，抽象计算纯粹个人的利害得失；只有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去做资本主义原子化的理性经济人，“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世间的一切都当作交易和逐利的要素。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内部生长壮大，就是因为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文明资源可供取用。但是文明累积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作为文明最强烈的腐蚀剂与解体剂的性质不会改变，社会要避免最终的解体，文明要避免最后的衰败，靠的是德性、宗教和习俗的坚强保护。能够保护到什么程度，就看德性、宗教和习俗本身的雄厚和坚固程度。社会结构和文明传统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保护，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的解构、对文明的腐蚀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是一个动态的进程，而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西欧诞生五百年以来，之所以没有按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固有逻辑迅速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并非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克制审慎，生来便具备目光远大、手腕灵活的阶级能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诞生地西欧的社会结构足够强大，经得起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解构，也因为文明资源足够丰富，经得起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挥霍。只有具备这样坚固的社会结构和丰富的文明资源，才能够既保护资本主义体系在内部从萌芽成长为参天巨树，又能够在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参天巨树后在外部继续提供社会结构的支撑，而不是如在海滩修筑沙堡一样，不是承载不起自身的重量而轰然倒地，就是被随时而来的浪花一击而垮。

三、保障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观念基础与社会基础何在

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壮大是近代西方文明哺育的结果，只有在古代地中海文明世界集大成者——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的综合造就的基础上，经过蛮族征服背景下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长期酝酿，在政教分离、司法独立、阶级结构稳固、多元价值观竞争以及最要紧的文明资源充足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体系才能把握机会充分汲取人类前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发展壮大，自成体系，喧宾夺主，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而在其他文明和社会中，资本主义体系永远都处在萌芽状态，不是基础浅薄、结构脆弱到根本无法提供有效支撑而无法壮大，就是生长到一定程度就被专制政府齐根斩断。

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既需要文明的前期积累，又需要文明的适度解体。资本主义体系的观念基础，即个人主义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其本质都是解构，都必然会对产生自己的文明蛹体造成腐蚀效应。资本主义体系要发展壮大、长葆青春，就必须保证文明积累的速度大于文明解体的速度。要保证这一点，就必须有宗教的保护机制，用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信仰来保护产生文明的社会基础，防止绝对个人主义和纯粹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彻底毁灭社会基础本身而与社会迅速同归于尽。如果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和文明本身没有被毁灭，还能让资本主义体系在内部生长壮大，那就证明其内部必然存在着保障资本主义体系生长壮大的观念基础和社会基础。

能保障资本主义体系生长壮大、向良性发展的观念基础就是新教伦理，社会基础就是阶级社会。新教伦理与旧教伦理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面向现实社会，把重心放在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上，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灵魂永生、末日审判上。新教中加尔文教派的教义核心就是，人要在世俗生活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特别恩宠的选民。如果能获得成功，那就是上帝恩典的证明，反之亦成立。这个信念在哲学思辨上的智慧含量且不谈，其最关键的社会功用在于解决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固有矛盾。矛盾就在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天然具有风险，致富与破产都有不确定性，并非完全由个人信仰虔诚或者纯粹个人努力而决定。维持资本主义体系正向运动的社会格局，而不至于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过程中个人丧失对上帝的敬畏变得无商不奸、无恶不作，从而导致全社会价值观崩溃，这才是上述加尔文派教义的真正社会功用。新教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尽可能维护基层社会自治与基层社会活力，不必时时事事仰仗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国家机器来提供外部框架和进行外部管理，能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自由自主发展，而不至于搞成巨无霸型而无法制约的国家资本主义利维坦。

资本主义体系能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得以壮大，绝对不是纯粹个人化资本家活动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组成部分参与全社会各团体综合博弈即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的本意就是职业团体即封建行会。只有在封建社会中，各职业团体才能按照自身的政治能力和经济地位进行社会博弈从而形成相应的阶级结构，这个过程就是经典意义上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阶级斗争。有序可控的阶级斗争能巩固阶级结构本身，而只有巩固的阶级结构才经得起资本主义体系的解构而缓慢解体，从而既能承受住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壮大的负面外部性，又能让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正面外部性得以发挥，最终保护资本主义体系在阶级结构中发展壮大。而在阶级结构脆弱的散沙状社会中，资本主义体系根本得不到发展壮大的机会。散沙状社会的本质就是没有成形的阶级结构，根本无法承载资本主义体系，未能享受资本主义体系的正面外部性，先被资本主义体系的负面外部性压垮。例如，在东亚郡县制中央集权帝国，王朝经济繁荣时期都会出现资本主义体系的萌芽，但同时贫富悬殊、土地兼并和官商勾结等资本主义体系的负面外部性症状就开始酝酿，最终在王朝末期的战乱中玉石俱焚，资本主义体系萌芽又必须在新的王朝中从零开始生长。而世俗主义的儒教、神秘主义的道教从来就没有起到保护资本主义萌芽顺利生长的作用，在有效遏制资本主义体系的负面外部性方面也是极其低能。

四、一神教诸派别中新教最追求社会自治，最契合资本主义

一神教分为两个传承系统，其一是犹太－伊斯兰教系统，这个系统产生的文明基础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游牧生活方式的习俗总结和理论升华，其关键标志是严格的饮食禁忌和残酷的部族复仇。其二是犹太－基督教系统，这个系统产生的文明基础是，犹太人经历大流放以及希腊人经历罗马征服，是属于弱者和失败者的宗教，因此犹太人从不谈圣战，号召顺从与不以暴力抗恶的《新约全书》的精神则来自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虽然犹太－伊斯兰教系统有部族生活方式的基因而有利于保持社会自治，但在地中海文明区这个帝国征服传统极其强烈的地方，没能建立起在宗教保护下经过千年生长的多元化封建社会阶级结构，最终无法使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即便犹太人与穆斯林商人一贯精于金融与商业，即便犹太－伊斯兰教伦理并不推崇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也是如此结果。

按照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标准衡量，基督教各派中，东正教的自治性最弱，教会约等于政府的一个宗教部门，世俗统治者同时也是教会的最高领袖，同时掌握最高世俗权力与最高精神权力。天主教的自治性居次，能保持自身独立性，坚持了世俗与精神二元对立与合作，是所谓“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属于凯撒的归恺撒”。新教各派（以英国国王为教会领袖的英国圣公会，可视为打着新教旗号的天主教英格兰民族主义版本），尤其是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的自治性最强，新教伦理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圣经》权威至上，实际上就是上帝权威至上，信徒高度自治、因信称义，可以完全不要国家政权的保护，同时也不受国家政权的干涉。只有这种信念和组织，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自治，使社会在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保持了强势。只要能保持社会强于国家，或者大社会、小政府的格局，就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壮大。如果这个格局颠倒过来，社会正义与社会福利不能靠社会基层组织的活力和社会自治来争取和保证，而是靠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来恩赐，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国家干涉主义。

靠中央集权的国家干涉主义来维护财产私有制，又同时保证社会福利，这就是法兰西资本主义模式。相比之下，联邦制的美国尽管在社会福利标准上远低于法国，但地方分权与社会自治程度远强于法国，这也就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活力远强于法式国家干涉资本主义模式的原因。恰恰美式资本主义的胚胎就是早期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新教徒殖民者、拓荒者与冒险家所奠定，而法式资本主义的胚胎就与法兰西君主专制王权的保护，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柯尔贝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相对于贵族阶级的弱势地位，以及绝大多数人民信仰天主教的社会基本盘紧密相关。美国资产阶级有武力和意志能够团结起来，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而通过战争手段闹独立、脱离英国，高度文明而缺乏蛮族性尤其是武力的法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匍匐在专制王权的脚下乞求保护，穿起长袍勉强挤进贵族阶级的行列冒充统治者，却被真正有武力的佩剑贵族所鄙视。法国资产阶级最终不得不靠着煽动底层人民通过群众运动完全打倒贵族阶级，但立刻就使自己孤立无援，彻底暴露在法国大革命掀起的大众民主浪潮中。

相比之下，英国贵族阶级两派即便在红白玫瑰战争中互相残杀，但双方都没有通过煽动底层人民来进行彻底自杀的社会革命。幸存下来的贵族阶级依然是统治者，而且痛定思痛再也没有一味顽固保守，而是与时俱进演变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而法国贵族一味骄傲和守旧，鄙视工商实业，不愿意主动引领本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英国资产阶级就是因为蛮族性强，武德充沛，才愿意接受贵族阶级的领导并与之结盟，共同反抗专制王权，因此能够踏遍七海，大搞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而法国资产阶级在海外的商业扩张离开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就畏首畏尾，难以做大做强。英国清教徒（加尔文宗）就是因为足够虔诚和野蛮，才有勇气为了宗教信念与国家政权对抗到底，在清教革命遭受失败后愿意遵照自己的真实信念，横渡大洋到新大陆去建立理想中的“山巅之城”，而不是如旧大陆上的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一样，仅仅通过宗教仪式来展示虔诚，最终就只能是从上、从众、从俗，随波逐流，成为逆来顺受的国家主义顺民，而做不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排头兵。

五、并非犹太人创造资本主义，而是犹太人最适应资本主义

在本文的第一大节中，笔者有意遗漏了一个宗教，那就是一神教之祖犹太教。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来说既是宗教认同，又是族群认同，几乎还等于职业团体选择或者说阶级认同。从“巴比伦之囚”尤其是从犹太人大离散开始，犹太教就与犹太人密不可分。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由于被禁止拥有土地，不得不从事商业、税收代理和金融理财业，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犹太人就已经成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事实上，在封建社会结构中，阶级与职业团体，阶级与特定族群基本上是同义词。犹太人长期从事甚至垄断资本主义性质最强烈的金融业，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犹太教伦理随着市民（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身的顶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能直接说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系，而是综合的文明体系。资本主义体系能安全度过萌芽期，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社会成员个人对于资本的独到观念或者某个特殊职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强弱，而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并参与社会博弈的资本家集团是否具备社会共同体意识。在新教伦理解释体系中，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中保持盈利和取得世俗成功是对上帝的负责，是对自身救赎资格的证明，一切尘世的荣耀最终归于上帝。就是说，良性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当然需要计算利害盈亏，但并不是绝对自外于社会共同体，把本阶级甚至资本家本人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都当成毫无共同体情谊的外人。而这恰恰就是封建社会结构中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更加突出，从而造成反犹主义加剧的恶果。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性就是世界主义的，必然走向全球化，但这个世界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不可能从天而降。资本主义体系必须首先在封建社会结构的保护中得到良性发展的机会，然后在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建构中壮大，最后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走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完整审视人类文明史，可以发现犹太人在经历“巴比伦之囚”的劫难以来，犹太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始至终结合得最为紧密。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最早发明契合资本主义体系的宗教伦理，也在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中长期扮演了金融资产阶级的角色，并长久维持了特殊的小共同体意识，以上帝选民而自傲，结果求仁得仁，犹太人始终被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的其他社会成员视为外来人，在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在前资本主义和前民族主义时代如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结构中，犹太人可以作为一个特殊族群，信仰特殊宗教，使用特殊语言，从事特殊职业，在各个族群和各个职业团体组成的阶级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特殊位置而保持内部自治，封闭在隔离区里与其他阶级不大往来。但是在同一民族、同一语言、统一制度、统一市场，阶级结构已经大为简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犹太人却集体面临着再也无法调和与回避的结构性矛盾。因为犹太教既是宗教认同，又是民族认同，结果在社会公众的刻板印象中，犹太人继续是本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外来人（异族和异教徒），不仅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金融资产）阶级，而且是政治文化观念中带上负面道德色彩的剥削阶级，不管是从旧宗教观念还是从新时代道德来说都是如此。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高歌猛进扩散到全欧洲的整个十九世纪里，欧洲大陆各国的反犹主义思潮和运动，不仅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诸项进步观念的普及而销声匿迹，却愈演愈烈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正式开启了民族国家全面建构的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的扩张同步，也全面解放了犹太人。但这两个进程对于犹太人来说，并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体系在全欧洲的扩张使犹太人如鱼得水，彻底发挥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综合竞争优势，使犹太人中的经济精英和金融精英正式成为各国的统治阶级。但犹太人没能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里，犹太人只能依附或者从属于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现代阶级加速形成的整个十九世纪直到一战前，排犹运动从西到东，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扩展而加剧。在欧洲越往东方，专制程度就越严重，多族群共生的帝国结构就越普遍，民族国家建构的代价越大，相应的反犹主义就越猖獗。

六、近代反犹太主义本质上就是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

反犹主义的本质就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的排异反应，因为一个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他们可以在选择做一个天主教徒、（英）国教徒或者新教徒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做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而信仰了犹太教在宗教伦理上就只能做犹太人，或者是生为犹太人就只好信仰犹太教。法国大革命将犹太人从隔离区中解放出来，作为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成为新社会中一视同仁的组成部分。但犹太教的双重认同性质，导致了犹太人就是不能和其他人一样毫无心理负担地成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普通一分子。而社会公众也不相信犹太人能毫无保留地放弃自身特性，从上、从众、从俗而成为与其他社会成员毫无二致的共和国公民。德雷福斯冤案的爆发就是法国社会基本民情的最有力说明，犹太人在作为1789年原则最高典范的法兰西共和国中的遭遇尚且如此，何论其他国家？二十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因这一冤案而从此发芽，连环性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

近代资本主义催生出近代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催生出大众民主，大众民主催生出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与欧洲反犹传统相结合，就是近代反犹主义。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多是宗教原因，所谓犹太人出卖了耶稣基督，部分也是因为犹太人作为各级封建领主的财政代理人，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但传统反犹主义是把犹太人作为弱者来处理，因为犹太人只是社会各阶级中的一小撮，犹太金融家还没有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保护和全面加持，仅仅是软弱无力又恰好有钱，被各级统治者当钱包用的孤立个人而已。但十九世纪开始的反犹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词，因为犹太金融家已经是正式的金融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真正的统治者了。而社会其他各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最终都受制于金融资产阶级，而且他们原有的阶级组织都在资本主义进程中逐步瓦解，绝大部分阶级成员沦为无产阶级即被统治者，是一无所有的孤立弱者。

在十九世纪欧洲极其猖獗的反犹主义，其严重程度按照新教社会－天主教社会－东正教社会的序列递增，恰恰与欧洲基督教各派的社会自治能力呈反比。在社会自治力最弱、国家专制性最强、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东正教俄国社会中，反犹主义烈度最强。在社会自治力一般、国家集权较强、资本主义次发达的天主教各国社会中，反犹主义烈度居次。反犹主义在社会自治力最强、国家集权最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新教社会中烈度最弱，尤其是在北欧诸国以及尼德兰、瑞士和不列颠岛上销声匿迹。这并非新教国家人民特别宽容犹太人，而是新教国家的人民蛮族性最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于在基层社会中抱团自治。他们的各个自治团体跟犹太人的自治团体属于同一性质，各有各的特殊入会仪式，各有各的团体规矩，各有各的特殊符号象征，并且习惯于在公共政治场所中为自己的特殊团体争取特殊利益，与其他团体展开经常性和程序性的政治博弈，因此最能适应资本主义体系运行中必不可少的讨价还价和利益交换。因此，他们就不会如阶级结构软弱、阶级意识涣散的孤立弱者一样，除了国家政权以外毫无依靠，目光短浅，妒富愧贫，疑神疑鬼，视资本主义体系为洪水猛兽，视内部高度团结、对外行动一致的犹太人为神秘异类，同时陷入犹太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和犹太共产主义颠覆全世界这一对自相矛盾的低级阴谋论中不能自拔。

这一对自相矛盾的低级阴谋论能流行起来也并非无因。资本主义进程与民族主义进程叠加，打破了全欧洲内部互相认可的超国家阶级结构。在民族国家内部重建阶级结构，本质上都是对原有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进行解构和重组。犹太人固然在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占比远超过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但能做金融资产阶级以及经济精英阶级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口中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犹太人还是下滑到了无产阶级行列。真实情况是，原犹太共同体内的金融家继续做民族国家内的金融资产阶级，而原犹太共同体内的犹太知识分子就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内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些文人原来只需也只能面对犹太共同体内的受众，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建立后，他们就可以面向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全体受众揭露资本主义体系的黑暗、罪恶与苦难了。至于犹太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发出最大的声音，那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具备族群特性、宗教特性和阶级特性的特殊团体中意识形态综合修养最高的人群，在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重组一切的时代潮流中，他们对在时代潮流中失去的自身原有特性最为敏感和痛苦。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犹太人在大流放之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自身的族群特性、宗教特性和阶级特性，归根结底还是与犹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的特质在保持基督教信仰、封建结构和阶级社会特征的中世纪欧洲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加强，因为外部阶级结构的巩固与自身阶级的巩固是同步与共振关系，社会博弈对手的强大阶级意识会导致自身阶级意识的强大。反过来也是如此，外部社会阶级结构的软弱和社会博弈对手阶级意识的涣散，会导致自身阶级结构的软弱和阶级意识的涣散。犹太人身处阶级结构较为软弱的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其团体凝聚力、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就远不如在欧洲尤其是在西欧那么强大。如果犹太人长期处在宗教观念淡薄的散沙状社会中，最终的结果就必然如开封犹太人一样，不招人嫉，泯然众人矣。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犹太人保持特殊的阶级属性和族群属性尚不可能，遑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的弄潮儿或者反抗者？

七、一切宗教都有限制资本主义向恶性发展的社会功能

新教伦理与犹太教伦理在理论模型上最为接近，新教各派多多少少都有彻底清除旧教中遗留的异教成分，直接和全部按照《旧约全书》的字面而生活的冲动。新教伦理中关于上帝选民资格的论证方式就出自犹太教伦理。加尔文教认为，如果信徒在现实中获得商业成功，就证明了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在现实中失败，就证明了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旧约全书》则认为，如果以色列人获得胜利，那就是虔信耶和华的结果，而失败就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论证方式在哲学上其实是一个逻辑诡辩，因为无论是正向结论，还是反向结论，都是未经严格逻辑证明和充分事实验证的主观论断（事实上，也不可能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和充分的事实验证）。但正是这种非理性宗教信念的灌输，恰到好处地屏蔽了建立在纯粹理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利害得失算计，对社会美德和共同信念的侵蚀和解构。在文明意义上，一切宗教尤其是一神教，其宗教信念灌输都是最终针对人类道德情感的普遍需要和人性本能的天然自保，那就是对文明自我毁灭和社会彻底解体的恐惧。

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新教伦理优于犹太教伦理的地方就在于新教伦理并不妨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从而可以使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把资本主义体系局限在一个特殊而封闭的极端少数派团体如犹太人集团中。新教伦理至少不妨碍建立一个适度强大的国家政权来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免遭外来掠夺，而犹太教伦理自从犹太人被大流放以来最缺乏的就是自我构建的国家政权。新教伦理优于旧教伦理的地方在于，新教伦理有利于保持社会小共同体的自组织与自治能力，让资产阶级习惯于基层自治和地方自治，从而可以更好地保持强大的阶级组织和明确的阶级意识，避免了处处、时时依赖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过度保护和随时干涉。而社会成员如果习惯了旧教君主专制国家这种统治方式，首先就会弱化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组织和阶级意识，不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良性发展和自我运转。从新教各宗在欧洲的地理分布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更发达、新教信仰占优势的尼德兰、瑞士、北欧诸国、北德意志诸邦和英格兰的中央集权程度都弱于、同时基层自治程度都高于同时代的旧教诸国，尤其是法国和西班牙这个典型的专制君主国以及意大利这个天主教大本营。

马克斯·韦伯的命题要重新阐释和完整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伦理最独特的社会功用，就是促进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壮大的同时，限制了资本主义体系向恶性发展。其他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宗教就只能简单限制资本主义向恶性发展，但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前资本主义性质宗教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中的落伍者。新教伦理中有所谓的节约与忍欲，所谓的工作就是祈祷，所谓的职业就是上帝的召唤与恩典，各种实业的最终目的是回馈社会与服务上帝，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物质欲望的最大满足。这些说教的确起到了限制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无法无天的本性随时爆发，不顾一切后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恶性发展的作用。从社会功用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是此前一切文明与组织的解体剂，而且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资本主义进程的本质就是文明自杀的进程，一旦开启就难以遏制，新教伦理的社会功用就是让这个自杀进程从急性变成了慢性。至于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终结？那就是全部地球人口都被资本主义体系覆盖，再也没有野蛮地带、殖民地和新边疆作为缓冲和代价。寰球同此凉热，人类从此一家，是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体系就并不一定需要源于西欧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体系作为轴心，新教伦理的功用也将按新教人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比例而相应削弱。

除了新教以外，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诞生和成熟的一切宗教，无论其属性如何，其教义教法和组织体系本身必然都是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甚至就直接是反资本主义的。旧教（罗马公教）、东正教（希腊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和印度教（印度特色的宗教混同体）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民族性的小宗教，都是诞生和完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在教义和精神上都与资本主义那唯利是图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格格不入。即便是犹太教伦理最适合资本主义精神，但因为受限于犹太人作为极端少数派的社会结构本身，并不能作为统治集团撬动全社会来迎合资本主义体系。所有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宗教，在面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壮大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发动群众进行抵抗的举动，抵抗的程度就看这些宗教深入基层组织群众的能力而定，这种能力的强大程度就是社会自治能力的精确体现。而这种基于社会自治、以宗教观念来反对资本主义的行为，可以统称为宗教社会主义，这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如影随形的副产品。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发展是绝对不平衡的，有中心就有外围，有领先者就有落伍者。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看齐中心，落伍者追赶领先者的运动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同时必然会有宗教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前导。至于这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和落伍国家最后的命运如何，归根结底还是由本国的社会资源和文明禀赋决定。

八、资本主义的命运与人类历史的终结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资本主义？定义根据不同的理论偏好可以有多种，但其核心部分必然就是特指以资本增值、垄断经营和利润最大化为最高价值的一套工具理性体系。因此，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必然导致个人绝对的自利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成为社会解体与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最大催化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资本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只是资本盈利和增值的手段。只有在资本面前才能充分做到原子化状态的人人平等，不分男女老少、尊卑亲疏、善恶智愚，有多少资本就有多少平等，有多少资本才有多少自由，这是对社会有机性、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最大的打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展与文明的进程息息相关，属于不可逆因素。其毁灭性的作用当然也不会仅仅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事实上任何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和文明，都不可避免会进入文明自我毁灭的进程。

按照这种唯利是图的品格，自我毁灭无法制约的趋势，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结合在一起才是历史的必然结局。那么，是什么原因制约了资本主义没有采纳彻底的奴隶制呢？这当然就是以《人权宣言》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为核心的法国大革命诸项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但这样的制约效应本身就是阴差阳错的，如果不是法英争霸，如果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全人类就会跟随英国特色工头狱霸的皮鞭起舞，大搞资本主义奴隶制，就如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资本主义奴隶主用皮鞭监督童工劳动一样。想当然地把资本主义造就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纯粹理性主义的散沙状社会当作自由社会，这是当代人类最大的误解。如果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最高效的解体剂的本质，就会误以为资本主义加自由民主就能够长治久安，人类从此进入历史终结状态而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地球上了。事实上，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基础就是唯利是图，不可能在放纵这种理性的同时而不危及社会的根基。社会避免最后的解体，文明延缓最后的衰败，靠的是传统习俗和宗教信念的制约，但这个制约总有一定期限和范围，不可能永远可靠。

从阶级结构的角度观察，传统封建社会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区别在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是各个职业团体（等于各个封建行会），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仅仅按照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标准，简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者叫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个简化的进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解体和文明衰败的进程。这个进程意味着在封建社会里复杂多元的立体阶级结构变得极端单调化，整个社会仅仅存在两个对立阶级的简单结构，因此在中世纪贵族阶级和教会组织共同主导的封建社会结构中你来我往、有序可控、多方参与、共同博弈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两大阵营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阶级战争。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面临着被无产阶级整体推翻的内战，在国际范围内，面临着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抢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外战。一个阶级彻底消灭另一个阶级的资本主义特色阶级斗争，同时从内外两条战线彻底展开，这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外交困和进退失据。如果对这个恶性趋势不加以改良和限制，那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战、自杀和毁灭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民族国家内部，按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逻辑，全体社会成员最终都会根据按酬付劳的资本主义理性原则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没有钱就不办事。社会福利机构成为他们唯一的依靠，最终都会退化到躲进小楼成一统，楼上楼下全不识的一盘散沙状态中去，成为既无阶级结构又无宗教信仰的原子化个人。对于依托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社会本身和文明本体来说，进入资本主义进程就意味着在未来必然要接受社会解体和文明衰败的最终命运，但是如果拒绝参与这个历史进程，那就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立即会被淘汰。资本主义体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建立，对内要瓦解社会结构，需要社会本身的承载力足够强大，经得起解体和重组的折腾；对外要转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固有内部矛盾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体系本身的运行成本，需要外部市场、殖民地和新边疆足够广阔。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普及后，资本主义全球总危机与帝国主义争霸战争将不可避免，历史命运必然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

九、举一反三，新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关系如何

北欧地区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自宗教改革以来都是传统的新教（路德宗）国家，核心的丹麦、挪威、瑞典三国（芬兰原属于瑞典，被割让给俄国，十月革命后独立建立共和国；1905年挪威从丹麦独立，君主来自丹麦王室；冰岛原属于丹麦，二战期间由美国策动独立，建立共和国）都是君主立宪国，自二十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公认的发达国家，而且北欧社会主义模式自二战以后一向被世人称道。能同时体现这四个特征，并非随机性的凑巧，一定存在必然性因素。因此在本文最后，笔者举一反三，将序言中三个办法贯彻到底，简要论述新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关系。什么叫社会主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社会自治＋社会正义＋社会福利。早期基督教政治神学中，一贯把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视社会为上帝之城，国家为魔鬼之城。这种学说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作为社会自治力量的代表，与集古代唯物主义与古代国家主义性质于一身的罗马帝国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国家消亡与社会自治更是一对极重要的母题。

北欧三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社会自治，就是因为这三国处在欧洲最北的边缘地带，蛮族性最强，最晚皈依了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基督教会而最快集体接受了新教（主要是路德宗）。北欧三国人民蛮族部落性最强，相应的就是封建行会与自治城市活力最强，长期以来处于等级君主制统治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性质最弱。因此，十九世纪欧洲民主化浪潮以来，三国都成为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十七、十八世纪的北欧三国都仅是百万人口级别的国家，在两千万人口的法兰西和六千万人口的俄罗斯这两个君主专制大国面前相形见绌，都没有形成彻底压倒地方的巨型首都，整个国家的人口较为平均地分布在乡村和小城镇中。即便到现在，北欧诸国中人口最多的瑞典人口刚超过一千万，其他各国都在五百万人左右。这种互识、互信、互助的熟人社会占优势的社会格局，不仅与新教伦理结合在一起让资本主义体系得到良性发展，同时最终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的发扬。新教路德宗的天职观，即人世间的一切工作都是上帝的召唤，既有利于节约忍欲、注重积累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也能够在社会福利大大提高的年代里，尽量延缓社会成员好逸恶劳、坐吃山空习性的产生。

北欧诸国的资本家群体之所以普遍愿意承受高昂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最高曾达到80%以上）用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就是因为熟人社会的社会格局与基层自治的强大，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较好保留，因而社会福利被视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互助。而资本家作为社会精英，本身就是社会共同体的凝结核。只要存在这种社会格局，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口号无论是不是公开提倡，其内在精神尽在其中。相比之下，按照福利水平而言，法国并不次于北欧三国，而且法国长期以来都是第一流的欧洲大国和世界大国，传统上信仰天主教，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深厚，但是很多法国资本家忍受不了高昂的所得税（一般在50% 左右）而宁愿放弃法国国籍。这就是因为法国作为一个六千万人的中央集权国家，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已经被削弱得太厉害了。法国资本家尤其是个人化的高收入新富，对上不能主导中央政府，对下不能（大概也不愿）组织基层社会，对内没有宗教信念（包括天主教信仰，这是启蒙运动以来长期反天主教的后果）的支撑，对外没有熟人社会的认同，仅仅靠着理性主义的算计和物欲主义的虚荣，最终必然会因为利害得失考虑而采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私选择。

北欧诸国中的丹麦和瑞典都曾经是欧洲强国，丹麦曾长期领有挪威、冰岛和格陵兰的广大领土。瑞典曾统治芬兰和波罗的海南岸地区，成为十七世纪上半叶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中新教势力的武力后台。十八世纪下半叶，瑞典因失去对抗以哈布斯堡帝国为首的旧教势力的利用价值而被法、英两强抛弃，在北方战争中败于新兴的专制强权俄国以后，瑞典精英阶层明智选择了永久成为中立国的长期国家战略。丹麦则在拿破仑战争后服从了盎格鲁人的世界霸权与海洋利益，平静对待挪威与冰岛独立。北欧诸国十九世纪以来不鼓吹民族主义，不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不参与大国争霸战争，安心做中立国，在英法以及后来的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秩序中，按照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最终在长期的和平发展中，北欧诸国都成为典型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类似甚至强于北欧地区资源禀赋以及实行外交中立政策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少，但除了尼德兰和瑞士以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能良性发展的北欧模式却仅此一例，可见以宗教信仰为内核的文明禀赋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团结的最关键人为因素。

十九世纪的欧洲，不仅是资本主义体系高歌猛进的时代，同时也是各种各样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代。合作就是当时欧洲各派社会主义者们的共同主张，广泛推动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合作社运动。北欧诸国的合作社运动起步属于欧洲最早的一批，获得的成就也最高，北欧诸国合作社规模大，遍布各行各业，居民参与度高，瑞典达到全体居民的50%，芬兰超过全体居民的90%，而且往往一个居民参加多个合作社。合作社的成功运行，使得北欧诸国成为当今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经济体，都属于当今世界上国民幸福指数与人文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新教伦理并不如同旧教伦理一般特别强调仁爱、慈善与施舍，可是信仰新教的北欧诸国比信仰旧教的地中海、南欧拉丁诸国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平等方面做得更好，而且政府廉洁程度最高。相比之下，在拉丁天主教国家中经济发达与科技进步程度最高、社会福利最优越的法国，也免不了社会等级森严、政府专权与腐败不断的中央集权国家痼疾。两相比较，法国开展的合作社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远不如北欧国家。尽管天主教伦理推崇天下教友是一家，一贯宣扬教友们应互信、互爱、互助，但那套与法国各级政区相应配置的天主教会各级组织，并没有在天主教徒合作社运动中，顺理成章成为运动的组织者与协调者。

大革命后的法国农业曾经长期陷入雅各宾专政与拿破仑法典所推崇和保护的小农经济泥潭中，农业产业效率天然低下的缺陷推高了农产品价格和土地价格，把全法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束缚在一小片一小片分散而缺乏合作的农地中，连累了法国的工商业经济，导致十九世纪的法国在与英、德、美等列强的经济竞争中处于下风。当时风靡一时的合作社运动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法国基本没有推动，直到在二战后，由法国政府颁布法令推动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法国农业才真正兴起了各种合作社模式。号称从来就没有也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美国，大农场被资本主义性质最强的垄断金融业和高科技集团控制。美国虽然是全球农业条件最好的国家，但美国独立农场主却处在农业金融集团和高科技种子化肥大公司的永久盘剥中，农场破产和农场主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虽然一些信仰新教的美国农民最终还是组织了农业合作社，但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无法有效对抗垄断资本和高科技大公司的盘剥。法、美这两个资本主义先行国、农业强国的农业合作社运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成就尚如此，除了尼德兰、瑞士、苏格兰和以色列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农业合作社运动又何足道之？

十、结语

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运动都是综合性和历史性的社会存在，真实存在中的两者都不是纯粹文人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从阶级结构意义来分析，无论是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实业经营与殖民开拓，还是从事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合作与社会福利，精英阶级都必须自觉自愿率领群众主动去做，当仁不让，义不容辞。无论这样做正确与否、成效如何，社会总能维持各类精英领导群众的正向阶级结构，不至于发生彻底颠倒正向阶级结构的社会革命。总而言之，只要精英阶级愿意主动承担领导阶级的义务和责任，那么他们领导阶级的地位就是难以动摇的，不会因为一时的技术性和细节性错误而丧失领导地位。除非精英阶级犯下阶级自杀的根本性错误，比如欧洲各国贵族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民粹主义与大众民主煽动起的仇外好战情绪所绑架，自觉或不自觉走入了总体战的毁灭之路而互相残杀。但各类精英主动率领群众适应历史潮流的自觉自愿意识从何而来，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人性的天然良知和恻隐之心，也不能指望阶级结构可以保持永久不变，依靠高级宗教的灌输加固和宗教组织的世代传承或许是长久之道。

从宗教伦理意义上来分析，凡是宗教伦理中存在能促进资本主义体系良性发展、同时限制资本主义体系向恶性发展的因素，都必然同时有利于社会自治，有利于社会正义，最终有利于社会福利，从而能有效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这恰恰就是各类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宗教伦理要发挥保卫社会和延续文明的正面作用，必须存在有利于宗教伦理发挥正面作用的阶级基础、民情秩序和文化传统。这些基础、秩序和传统并非从天而降，也非人为设计，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自然演变恰到好处。在逻辑体系和文明意义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也是人类文明进程和历史规律的辩证法。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维持千年，近代资本主义体系由弱转强、盛极一时，当今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来日方长，都有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文明进程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表现就是高级宗教，而高级宗教并非简单消极的理论总结，反过来可以作用于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并决定社会与文明的走向。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宗教是文明的蛹体”，言下之意就是，只有宗教才能真正保护人类文明。一切高级宗教尤其是一神教系统宗教的功用，就是正视人性的固有弱点，限制理性的无所顾忌，提供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保持公共秩序、社会活力与基层自治来对抗世俗政权天然集权性质的高压统治，降低社会与经济有效合理运行的总成本。宗教理论越高级，宗教信仰越坚定，就越能让人类社会在理性与非理性、人性善与人性恶、社会与国家这三组人类文明最基本的矛盾冲突中，保持动态平衡，从而居中行正，负重致远。宗教传统越强大，宗教组织越独立，就越能起到保卫社会的作用，抗衡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社会结构和导致文明自杀的恶性效应，并在基层组织起群众，实现社会自治抗衡国家专制。正是有了这种抗衡作用，才能既让社会自发的资本主义体系抵抗住了国家主义政权的强力压制而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又让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了建立在社会自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诸因素的强大约束而适当改良与让步。两者的合力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勉强保持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在发展壮大后迅速杀死孕育和容纳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母体和文明母体。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盛极而衰后，垂而不死，腐而不朽，恰恰就是这一论断的有效证明。

（李寒秋，湖南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战略与管理》2023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