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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7 次 更新时间: 2005-01-26 14:57:58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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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邓小平与中国的20世纪
·单世联
标签: 邓小平
作为当代改革再起高潮且明确方向的决定性动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背景、过程、内容和意义已经由千千万万的人说了千言万语。简要地说,讲话的主题一是在改革可能停滞的关键时刻重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要管一百年”;二是把改革的内涵具体地确定为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三是鲜明地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①虽然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但那篇讲话直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时才公布于世,所以,只是在1992年之后,“市场经济”才正式成为改革的规范性话语并进入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事后看来,从计划转向市场不但是当代改革合乎逻辑的延伸和结论,也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转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消灭私有制作为社会理想。1949年除旧布新,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策,由此建立了一套以党为核心的政治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尽管1956年毛泽东就对权力过分集中屡屡不满,并作了一些探索性调整,直至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方式顽强地走自己的路,但其结果,是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这套源自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正在于这套体制的千疮百孔和严重弊端,但直到改革进行了十多年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被明确为改革的方向,可见“计划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是多么的难舍难分、唇齿相依。
    
    本文拟从探索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简要讨论当代改革、特别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过程和意义。
    
    一、“两个西方”的中国认知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的。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学者在以《新青年》为案例,利用数据库方法,探讨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之间的互动时,发现在《新青年》杂志提及的重大事件中,“频度最高、变化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新青年》杂志观念史图像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在“十月革命发生的1917年,它被提及的频度颇低,这表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它并不特别关心。对十月革命的注重发生在1919年以后甚至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认同了社会革命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观念系统转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作为社会革命成功的样板,促使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形成中国式的马列意识形态体系。”②这就是说,至少就《新青年》群体而言,实际的思想过程首先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抛弃西方资本主义,然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才决定“以俄为师”。
    
    遥远的战事所以能如此强烈地左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因为大战所反映和强化的“西方的分裂”实际上呈现为“两个西方”,这就为既学习西方又反感西方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西方”。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现代化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为主导内容,在自由、理性、科学等现代价值观支配下,西方社会日益进步和繁荣,自信和乐观不但伴随着西方世界数百年,也感染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和地区。但同样文明、同样现代的西方国家之间的自相残杀,却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矛盾和严重危机,它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质疑和批判。1918年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以《西方的没落》一书集中表达了这种幻灭情绪;1919年德国作家赫尔曼·海塞在以“欧洲的没落”为主题评论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又补充说:“如果我们观览一下最近的文学作品,便处处可发现它们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接近,尽管这些作品常常只是一种模仿而且多少显得稚气。”③虽然战后的发展表明,作为文明概念的“西方”并未“没落”,但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制度确实是“没落”了。此后的历史,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右翼的纳粹主义)思想和制度大规模实验。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0)以“西方”的一分为二始(其高峰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而以“西方”的合二为一终(1990年苏东“回归西方”)。
    
    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屡遭打击之后的痛苦选择,毛泽东指出的“先生打学生”已令学生对先生怀有相当的戒备,而先生之间的斗殴更令学生无所适从。严复和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时期引进西方文化最力的思想家,都因大战而失望于西方并回归本土传统。针对一次大战,严复有诗云:“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并自注说:“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大路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④实地考察过战后欧洲废墟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甚至主张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化。严、梁当然是极端,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大战及战后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会却帮助了中国学习西方的选择性。罗志田指出:“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以前的‘西方’基本是个整体,主张或反对学习西方者大致均如此认知(他们均关注中与西的对立或对应关系);试图将西方分而学之的取向初中上虽不断在做,但理论上却一直未能成功确立。‘西方’分裂之后,即使是尊西趋新的士人也开始意识到‘西方’是个复合体,即西方模式有好有坏,至少有不适合于中国者;不同的源自西方的‘主义’此时开始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明显加强。”⑤再联系到引自西方的共和政体的无能和袁世凯、张勋的复辟事件,中国人对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失望相当深创,这就为中国接受马克思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挪出了空间。美国研究毛泽东专家迈斯纳指出:“由于摈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价值观念,因而知识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寻找指导,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随着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看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⑥这一解释,与上述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结论是符合的。
    
    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表明,只有“两个西方”的出现,马克思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现实选择,而实践此一革命的苏俄也才成为中国所欢迎的“好老师”。换言之,中国所接受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特殊因素的制约下,中国共产党更自觉、更坚决地以社会主义的“西方”取代资本主义“西方”,努力开创以反西方、反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性。
    
    历史没有辜负先驱者的抉择。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马克思殷望的那样发生在那些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先进工业国家,而是发生在那些缺乏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前提的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称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而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之一,就是要论证何以在苏俄和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前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找到经典依据。马克思在构建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在晚年研究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时,曾设想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卡夫丁峡谷”,本意是指耻辱之谷,马克思用以指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阶段,它既是人类史上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的阶段,又是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必经阶段。跳越“卡夫丁峡谷”,就是指一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是马克思1881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其的信。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路表明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大突破,此前他一直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视为历史发展的机制和动力,视为衡量和观察社会形态的基本尺度,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灾难,减少牺牲和代价,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当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为了人本身就应当跳越“卡夫丁峡谷”,在村社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跃进。这里他显然又复归于青年时期《手稿》的人本主义思想,把人道主义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当做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同时,此前马克思承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路,从“世界历史”的思想出发认为世界是惟一的,历史的发展规律和道路也是惟一的,一切地区和民族都必将纳入统一的历史发展序列。而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则提供了多样化理解历史的思路,东西方世界历史和现状都有许多不同,向新社会过渡的根据和途径也不同,历史的发展因此不是一元的、单线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这就根本上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使其思想真正具有世界性,客观上为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准备了理论前提。由于此一设想与此前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有根本性差异,因而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对正统理论的背离,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并未受到认真对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惊人成功,证明跳越“卡夫丁峡谷”不只是一种思想洞见也是一种历史实践,证明不只有西方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也有东方社会主义的现代性。
    
    二、跳越“卡夫丁峡谷”之后
    
    然而,东方国家跳越“卡夫丁峡谷”的壮举虽然一气呵成又都艰难曲折,社会主义长期步履艰难,直至苏东“回归西方”。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长期延滞的东方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同时代的社会形态,虽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却不可能省略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包括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以及民主政治、人的价值等等。历史证明,如果在政治上跨越之后不进行社会文化和物质经济的建设,如果以为新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可以省略或无视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而信步驰骋,这样的社会主义就必然会具有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的特质,而“古格拉群岛”和“文化大革命”又表明这种跳越所具有的血腥性质。
    
    其实,马克思在19世纪构思的社会主义,却不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对立的另一个“西方”,而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灾难、在资本主义之后更高的“西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资本主义由于容纳不了它创造的生产力而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更新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然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更健全地发展。因此《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热情赞扬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价值。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两大产物,即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和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队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虽然马克思事实上催生了另一个“西方”,但就他本人来说,只有一个西方,这就是经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西方,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论赋予社会主义的“西方”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对跳越“卡夫丁峡谷”是有限制的。他的最后设想是1882年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说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⑦也就是说,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时爆发的情况下,才能将俄国的这种长处转变到社会主义目标上去。更具有决定论思想的恩格斯在讨论俄国问题时甚至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的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⑧
    
    确实,在救亡和革命的紧迫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毛泽东的情况是:“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⑨虽然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是1921年出版的;李季译的《社会主义》是1920年10月出版的,但毛泽东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确实主要不是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其于其对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参与和认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家瞿秋白也是如此:“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⑩理论不足的后果,是对马克思赋予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重视不够,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西方”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对立,而没有看到两者前后递进。
    
    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20年代末开始“社会史论战”开始,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工作就是批判中国社会特殊论,强调唯物史观的五阶段理论的普遍必然性,论证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历史重建的权威总结。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建工程面临的挑战是,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则中国所需要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重建历史的目的却是要宣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理论上坚决把中国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图像之中: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因此属于新的范围,它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11]然而,生动的革命实践不会被理论教条所限制。在论证中国革命的性质时,毛泽东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性和连续性,而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真正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却既非资产阶级亦非无产阶级,而是农民。远离城市和无产阶级的农村革命确实成功了,但其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不充分的。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正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的不足,但他关心的却是如何斩断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关联,迅速推进并日益纯化社会主义进程。“为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三大改造;至于要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则认为需要五十年时间。周恩来也说过,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12]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还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这种错误思想通过毛本人支配了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与国内、党内各种“资本主义”的倾向、势力、残余的斗争中展开的。
    
    应当承认,中国在跳越了“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并没有抽象地否定补上生产力这一课。毛泽东1959年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13]他还对此表露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在中国绝迹,计划体制控制了全部经济领域。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集权的政治体制配合下,中国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从1949到1965,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即使在疯狂的“文革”期间,经济增长也没有停止,如薄一波所说:“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对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五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媒、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总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五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14]
    
    就中国原有的经济基础而言,这样的成就是巨大的。毛泽东对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两个重要说明。一是靠政治优势。“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15]一方面国家利用无所不能的权力机构垄断全部资源,通过行政指令实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另一方面,以政治挂帅、书记挂帅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大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新制度的生产力前提和物质基础非常贫乏,那就应当以生产关系的革命可以代替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人为的、主观的努力来强化和巩固这种超前的生产关系,经济目标要服从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社会主义必要的物质经济的发展,必须伴之以不断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洗礼,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靠精神力量。毛泽东以穷为荣:“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6]在毛泽东看来,一代新人的革命精神和政治意识能够把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赋予历史现实,使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开辟道路。他习惯于以“精神”、“政治”、“红”、“思想”等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从那些最少受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领域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身上,把仍然使用原始工具的小农生产视为新制度的经济主体,甚至用他们来改造城市和知识分子。在无情摒弃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观念、制度、方法和程序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确实与西方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
    
    这些努力有根据也有效果,但代价也是惨痛的。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一切生产和消费都由中央政府计划,在技术上就是不可能的,计划时代几乎一直就是在资源大浪费的“跃进”和生产力大破坏的“调整”周期性摆动,“广大群众节衣缩食、而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付之东流。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6000亿元,其中1/3因投资失误而浪费了,有1/3没有达到设计能力。”[17]由于这种计划经济在集权体制下进行的,权力经济、一把手经济屡见不鲜,“计划”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的浪漫的。大跃进就是没有任何计划的主观愿望的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不是靠计划,而是靠胆量。再加上计划体制以重工业为中心,如“一五”计划实际上模仿苏联而来的重工业发展计划,而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全民炼钢”。为积累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剥夺农业和农民,这个数目根据最保守的计算也相当于改革前工业固定资产1.4倍。[18]其他的如资源浪费、生产率低下、官僚机构的膨胀、消费品的稀缺等计划经济内在的痼疾等也相当严重。作为对这种社会主义的残酷讽刺,是绝大多数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基本上没有吃饱肚子。
    
    “计划经济”原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时提出的设想,当中国全面进入计划时代时,苏联的实践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但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转向市场经济,而是迷信革命战争的经验,试图以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弥补计划体制的不足,其结果不但使中国经济失去了市场调节,也使计划缺少理性计算。李锐在评论毛泽东时特别提出“标新立异的心态”:“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且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他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死谷。”[19]
    
    三、改革尚未完成
    
    跳越“卡夫丁峡谷”、实现反西方的现代化,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迟了一步而不是取消它。在民族革命的和世界战争的时代,中国革命因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获得政治前提,但革命的条件不等于建设的条件,中国社会主义要想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补上社会文化与物质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原则上从来不否定这一点,但正如邓小平讲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20]“资本主义有用的方法”不是它的技术人才管理,而就是“市场经济”四个字。
    
    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承认社会主义不能自行其是地孤军突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广泛的对话与沟通的空间。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信心百倍、似乎很快就可以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相对低调,不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还承认:“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1]在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规划好的现成模式,而是一个需要重新探索的长期过程;中国并不具有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正处于一个漫长的初级阶段的开始;我们不能再以革命中心、风景独好自欺,不能再以世界大同、万山红遍为目标,而要正视社会主义没有显示出优越性的现实,以温饱、小康来表达社会理想,回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社会组织和经济方式,尊重允许多种形式的经济方式的合法性,如此等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论,而不是意志至上论、政治决定论成为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
    
    从理论上说上,这就是告别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是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判断成为改革的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为德国所发出的“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的感慨,引发当代中国的深切共鸣。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崛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学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套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更具有科学性和严密性的学说和主张。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默认为,今日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当代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必须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弊端和不公正作出解释,并设计出一套能消除这些缺陷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蓝图。为此,他们针对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济状况的严重危机,以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来重新研究马克思当年提出的概念、范畴和论题。比如写有名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科恩既坚持生产力首要性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确认历史根本上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当社会形成促进或阻碍这一发展时,社会形式本身也根据这一发展上升或衰落。他据此分析当代现实,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知识、教育、科学在现代生产力中的特别地位作了全面论述。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转向“政治经济”从而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面貌。1986年7月6日,美籍学者邹谠先生向胡耀邦介绍科恩的著作,胡当即表示要找人翻译。[22]1993年,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学派的两个著作:科恩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威廉姆·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回到“普遍历史”。西方世界始于20世纪初的反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经结束,历史只有一部,这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史、文化精神自由史,任何尝试、任何实验,都不能违背这个主流趋势和普世要求。如果说解放生产力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赋予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那么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就是以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了共同点,中国重新发现了进入世界历史的道路。加入WTO,另从此就在经济上正式参与了全球经济秩序,“另搞一套”不再可能。两个“西方”既已不再,则在中国争论姓“社”姓“资”就没有意义。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依然需要,但一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国与西方就不是对立的两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不是生死对抗。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改革是以调整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方式,把中国纳入全球文明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所以不但市场经济合理合法,与国际接轨也成为需要。事实上,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正是全球化迅速展开的过程,全球化含义丰富,但基本上它是依据西方模式的全球性变化的另一种表述。19世纪、20世纪初的西方全球扩张曾产生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20世纪的实践证明,两者束缚了把它们生产出来的全球化进程,因此,当代全球化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为前提。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开放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进入中国,重新勾画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国与西方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迄今为止的改革还没有引领中国全面走出20世纪。由苏联而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密切关联,所以严格地讲,当代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体制,只有全面改革才能完成经济改革。“和改革进程的要求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甚微,对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大的触动。十几年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上层建筑变化很小。邓小平留下的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因而出现一系列矛盾。”[23]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邓小平年纪太大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力量完成这件事。这件事太难了,太敏感了。”[24]
    
    政治改革的滞后带来严重后果。最简单也最明显的,一是改革难以完成。当代改革是不触动权力结构的渐进式改革,它始终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这就是在旧体制的边缘部位生长出局部新体制的“增量改革”和行政部门“放权让利”。其后果,一方面,行政部门的“放权让利”只是纵向的权力配置的调整,权力行使的方式并没有变,所以行政部门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导致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另一方面,“增量改革”始终在行政部门的控制下,并未建立起以价格信号为行为导向、以利润和资本增值为止标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目前凡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的资源配置,迄今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使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可能。迄今为止的经济体制只是“模拟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二是社会缺少正义。少数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多数人至今还在等待“后富”;更重要的是,让哪一部分人采取何种手段先富,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由此导致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有关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享受改革成就主要是占总人口1%的上层与4%的中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这一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和与城市平民则承担了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一个社会如果允许5%权势者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最终可能会出现95%的被剥夺者的反抗。从学术思想领域的“新左派”到文艺舞台上的“格瓦拉”,从不断弥漫着的仇富心理到频繁增加的群众上访,都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有人这样写道:“一味拉大差距确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果。历代革命造反拦路抢劫罢工示威破坏机器。其中十有六七不都是拉大差距‘激励’出来的么?远的就不说了,就说这一年四五万起群体性突发事件,起码有三万五是被社会差距‘激励’出来的。” [25]
    
    对此,从上到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所有这些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历史地看,深化也就是扩展,也就是把改革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推动中国转向宪政民主。“无数历史经验都已经证明:在有资源、有余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形势大好、路线不错,即使发现了各种问题,存在着巨大压力,人们也不愿去冒险犯难,因此很难形成民主化的共识。等到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的临界点而突然爆发出来,这时倒不会有多少人再反对政治改革了,但为时已晚,再也没有充分的资源与余裕来从容布局,成功的概率也大大降低。”[26]悲剧不能再演。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拖延改革的借口都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都背离了共同富裕的理想,而只有实现了这一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才算完成,中国才真正走出20世纪。
    
    2004年7月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金观涛、刘青峰:《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演变互动之研究》,《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号。
    ③海塞:《〈卡拉玛佐夫兄弟〉或欧洲的没落》,“世界文论”(4)《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2页。
    ④黄睿《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97页。
    ⑤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⑥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⑧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273页。
    ⑨《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⑩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5页。
    [1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14页。
    [12]李锐:《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13]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0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50─1251页。
    [15]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0页。
    [16]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178页。
    [17]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18]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
    [19]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22]邹谠:《读〈告别革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23]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48页。
    [24]同上,第555页。
    [25] 黄纪苏《改革逻辑的面子和里子》,《天涯》2004年第5期。
    [26]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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