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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06 次 更新时间: 2005-05-30 09:20:26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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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朱偰
标签: 北京大学

    我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大学求过学;先父朱希祖从1913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才离开北大。所以我所接触的北大各方面人物较多,积累有关北大的史料也比较丰富。现在先把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30)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写在下边。
    
    一、五四运动以前北大的学风、文风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解放以前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898年到1916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从1916年蔡元培长校到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10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从1927年复校运动到1949年解放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曾在同旧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文化生力军,北京大学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又首先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四时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1888—1927)以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浙江绍兴人,1881—1936)都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他们在北大播下了革命种子,数十年来繁荣滋长,使北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种文化革命,是在北大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发生了分化,现在先谈五四运动以前的北大学风和文风。
    
    在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7—1940,清光绪己丑科进士)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浙江吴兴人,1883—?)。胡本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数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福建泉州人,1854一1928,教拉丁文),也有封建文人如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884—1919,曾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拥护帝制,为“六君子”之一)、姚仲实(安徽桐城人)、陈石遗(福建闽侯人)、黄季刚(湖北薪水人, 1886一1936)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当时叫做“女戏子”);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是异常缺乏。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1942)为文科学长(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三科),理科学长复元瑮(1884 一?),法科学长王建祖(1881—?)。不久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1963)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887—1939,这时还没有改名,他本名夏,字德潜)又从而和之,刘半农(江苏江阴人 1891—1934)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先父这时主持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论白话文学之价值》一文,赞成白话文学运动。学生方面也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才不安于位;黄季刚、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二、《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月刊》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的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地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王敬轩原是社内 “某君”的化名,后来成为公开的秘密)。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一类短文为主。这一类短文大多是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的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棋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也就停办了。
    
    《新潮》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它所提出来的宗旨有二:(一)介绍西洋现代思潮;(二)批评中国现在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主编是中文系的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896—1954)和英文系的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傅斯年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之一,这时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后来大概由于胡适的关系,学校对于傅、罗办刊物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在当时《新潮》算是响应《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历史是无情的,20年不到,这二人都显出了原形了。
    
    第三个刊物是《北京大学月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性刊物,它是直接在蔡元培提倡之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门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主编的。在1919年1月创刊号上,有一张轮流担任编辑的姓名、别号和收稿处所表如下:
    
    第一册 朱希祖(逖先)(1879—1944年)国文研究所
    第二册 俞同奎(星枢)(1876年生)化学研究所
    第三册 马寅初(寅初)(1882年生)经济学研究所
    第四册 胡适(适之)(1891—1963年)英文学研究所
    第五册 秦汾(景阳)(1882年生)数学研究所
    第六册 陈启修(惺农)(1894年生)政治学研究所
    第七册 蔡元培(孑民)(1867—1940年)校长室
    第八册 陶履恭(孟和)(1887—1964年)哲学研究所
    第九册 张大椿(菊人)(1882年生)物理学研究所
    第十册 黄右昌(黻馨)(1884年生)法律学研究所
    
    这一张表,所列的都是各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当时都算是“一时之选”。再加上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便可看出当时(“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教授阵容的大概了京大学月刊》发表学术性论著,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代表当时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废科设系 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形成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8个系,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座现代综合性大学。这18个系和它们的负责人如下表:(有括弧者当时尚未成立)
    
    组一
    数学系 前秦汾(江苏嘉定人1882年生);后冯祖荀(浙江杭县人1879年生)
    物理学系 前夏元瑮(浙江杭县人1884年生);后颜任光(广东崖县人)
    
    组二 (天文学系)
    化学系 前俞同奎(浙江德清人1876年生);后何育杰(浙江慈溪人1882—1939年)
    地质学系 前李四光(湖北人1889年生);后王烈(浙江萧山人1882年生)
    生物学系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1882年生)
    
    组三
    (心理学系)
    哲学系 陈大齐(浙江海盐人1886年生)
    (教育学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1884年生)
    
    组四
    中国文学系 前朱希祖(见下):后马裕藻(浙江鄞县人1880—1945年)
    英文学系 前胡适;后陈源(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
    法文学系 李宗侗(河北高阳人1895年生)
    德文学系 杨震文(河南南阳人1891年生)
    俄文学系 顾孟余(代)实际负责人俄人伊文
    
    组五
    史学系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1879—1944年)
    法律学系王世杰(湖北崇阳人1882年生)
    政治学系周览(湖南长沙人1888年生)
    
    组六
    经济学系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后顾孟余
    
    这个措施,是在1919年4月经过北大评议会正式通过而实行的。在这以后,又成立了东方文学系(以日文为主),以周作人为主任;最后又成立了社会学系,以陶孟和为主任。至于天文学系、心理学系、俄文学系主任是谁,现已记不清了。此外还有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他还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并在政治学系讲授现代政治。这样,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便在北京大学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
    
    蔡元培在1907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过学,后来又于1920年到1921年赴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多少受到一点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收”的政策。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的,不管你是属于何种派别,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保皇党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四川叙永人,1888年生)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曾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 1883—1939),著有《顾曲尘谈》、《霜崖曲录》、《元剧研究》、《曲学通论》等书,本是有名的戏曲家;后来吴梅回到南方去了,便推荐许之衡(广东番禺人18??—1925)继任。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字季上)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地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道:
    
    吾国承数千年来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的确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实为祸首,认为蔡功不抵过。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所以用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也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五、五四运动侧写
    
    关于五四的研究和报道文章,已经很多,本文只就侧面略加叙述。运动的直接起因,是由于青岛问题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故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北大学生于1919年5月4日午后1 时,在红楼大操场集合。下午两点钟,和其他各校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前广场,列队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又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派出军警镇压,逮捕了三四十个学生。一时学生罢课,表示反抗,接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段芝贵等一些死硬派,甚至有“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的说法。于是蔡校长愤而辞职,学生通电挽留。可是蔡元培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又曾在《新潮》发表《劳工神圣》等文章,久已为当局所忌;恰好这次风潮又发生于北大,当局遂借题发挥,阳为慰留,而暗加压力,并放出空气,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辞呈已经送出,5月8日晚上11点钟,忽然传来急报,大概是不利于蔡的消息,又说徐世昌已下惩办学生的命令。蔡遂于第二天一早只身出京,在报上留一启事道:
    
    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不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这个启事短短几句话,传遍了全国,蔡的声名益大,学生的挽留益坚。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3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氏,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当时教育总长是傅增湘,他也对蔡氏表示同情,向国务院力争,并三上辞呈,后来见形势不佳,也离开了北京,退居到西山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本来无意于留蔡,而且已派胡仁源为北大校长,来接蔡氏的后任。可是北大学生坚决表示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不久运动又扩展到全国,各地纷纷起来响应。北洋军阀政府自6月2日起,即开始大捕学生,3日并派出军警占据北京大学,这是所谓“六三”案件。后来因各专门学校校长抗议,到6日才把军警撤退。政府终迫于舆论,不得不仍请蔡氏回长北大,并罢免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蔡氏于9月间回到北大,但和北洋军阀到底不能安然相处,1920年10月,遂出国赴欧、美考察教育。1921年9月,蔡回到北京,然以北方政局日非,频频发生军阀内战,不久遂离开了北大,以后虽名义上仍担任校长,实际上不再回到学校了。
    
    六、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我在1923年夏天考人北大,一直到1929年夏天离开北大。在这六年中间,前四年(1923—1927)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学校,而以蒋梦麟代理校长,但是一切制度秉承蔡氏的成规,教授治校,评议会决定一切。全国有名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当时在第一院是“三沈二马”的天下。三沈是沈士远(1880—1950)、沈尹默(1882年生)、沈兼士(1894年生),都是浙江吴兴人,而且是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字叔平,1880—1951),都是浙江鄞县人,也是两兄弟。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便是马裕藻,(字幼渔),他教小学音韵,著有《戴东原之音韵》一文,和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一唱一和,共同宣扬戴东原的学说;但是“戴学”在北大,终不若“红学”之走红运。马裕藻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最久,在北大评议会(马神庙公主府银安殿上)24把交椅中,常居首席。但是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也不是好当的,因为学校里派别分歧,新旧两派的斗争常很激烈,每逢一学年开始,马氏常坐着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还须适应学生的要求,折衷于新旧之间。在“三沈二马”之中,沈尹默虽然是领袖,但是他好居幕后,不大出来讲话;代表这一集团出面讲话的,总是马氏。此外名教授中,钱玄同讲文字形声,后来提倡国语罗马字拼音,在《新生》刊物上发行专号。沈尹默讲唐、宋诗。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黄节(字晦闻,广东顺德人, 1874-1935)讲汉、魏诗(尤其是曹子建诗)。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新文学和东方文学。许之衡讲戏曲。还有刘半农、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891年生)、林损(字公铎,浙江瑞安人,1892年生)担任的功课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北大的中国文学系,办得有声有色,在国内当时各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
    
    哲学系的主任是陈大齐(字百年),讲授逻辑及心理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但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到第三册,(应该是宋元理学)便写不下去了。另外马叙伦(字夷初)讲老庄哲学,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傅铜(字佩青,河南兰封人,1886年生)讲西洋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徐炳昶(字旭生,河南唐河人,1886年生)讲欧洲哲学史。胡适于1926年出国赴英、美考察,即离开北大,回国后转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梁漱溟亦不久离开北大,到山东去搞乡村建设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段,北大哲学系的阵容已经比前减弱了。
    
    英国文学系主任本是胡适,后来胡于1926年出国,由陈源(字通伯,别号西滢,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担任主任,他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和鲁迅展开文艺思想上的论争,是《现代评论》派的中心人物之一。该系教授有温源宁(广东陆丰人,1899年生)、罗昌(字文仲,广东宝安人,1884年生)、徐志摩(浙江硖石人, 1895—1932)等。德国文学系主任是杨震文,教授有德人卫礼贤、洪涛生;法国文学系主任是李宗侗;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这三系学生人数较少,办的都不大出色。
    
    史学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学系之一,1919年成立时,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过去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现代的史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其基础,所以它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18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科学并列为一组的。朱希祖担任主任,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中国文学史》;1928年以后,又专开南明史的课程。此外名教授有陈汉章(字伯?|,浙江象山人,1874年生)讲中国古代史,陈翰笙(江苏无锡人,1897年生)讲西洋史,何炳松(浙江金华人,1890年生)讲史学方法论,张星烺(字亮尘,江苏泗阳人,1887年生)讲中西交通史,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1879年生)讲元史(后二人系兼任)。
    
    教育学系由蒋梦麟兼任主任,教授阵容也还整齐,该系有许多课程,是和哲学系共同开设的。名教授有高仁山(江苏江阴人,1894一1928)、刘廷芳(浙江永嘉人,1891年生)、童德禧(字禧文,湖北蕲春人,1882年生)等,兼任教员有袁同礼(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895年生),专讲图书馆学。
    
    第二院是过去的理科,一共有六个系。数学系主任是冯祖荀,物理系主任是颜任光,化学系主任是何育杰,地质系主任是王烈,天文系主任是秦汾,生物系主任是李石曾。就中以地质系最为有名,教授除西人葛利普外,有翁文灏(字?霓,浙江鄞县人,1891年生)、李四光(字仲揆,一度担任地质系主任)、丁文江(字左君,江苏泰兴人,1887—1935)、朱家骅等。
    
    第三院是《现代评论》派的大本营(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教授都属于这一派),一共分为四系:政治学主任是周览,字鲠生。他是国际公法的专家。教授有高一涵(安徽六安人,1885年生)授政治思想史,陶孟和授社会学,张祖训(字慰兹,江苏吴江人,1892年生)授英文政治名著选读。法律学系主任是王世杰,他是《现代评论》派的首领,在第三院操纵一切。老教授中,除王建祖、顾孟余、马寅初可与分庭抗礼外,其余诸人大都受他支配。王世杰讲授比较宪法,贩卖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另外黄右昌讲法律学,何基鸿(字海秋,河北藁城人,1892年生)讲民法,燕树棠(字召亭,河北定县人,1892年生)讲法律哲学,林彬(字佛性,浙江永嘉人)授刑法。(还有余■昌、白鹏飞、石志泉、陈瑾昆都在该系担任过教授,所讲授的课程已记不清楚了。)经济系主任是顾孟余,他从事政治活动较多,还兼教务长,不大授课。教授有王建祖讲经济学,马寅初讲银行学,陈启修讲财政学,皮宗石(字浩白,湖南长沙人,1887年生)也讲经济学,周炳琳(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893年生)讲经济政策余文灿(字育三,广东台山人, 1892年生)讲国际贸易,周作仁(字谬生,江苏淮安人,1895年生)讲汇兑等。社会学系成立较迟,主任是陶孟和,教授有谢循初,讲授社会心理学。
    
    北大的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预备入理科,乙部预备人文科、法科),为大学本部打下基础,办得也很不错。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后来是沈士远。国文教授有郑奠(字石君,浙江诸暨人,1895年生)、张煦(字怡荪,四川蓬安人,1894年生)、朱洪(字■臣,浙江海盐人,1894年生),国故概要教授有沈士远、单不厂(浙江萧山人);历史教授有李素棻(字革痴,河北阳原人,后任伪天津市教育局长,成为汉奸),地理教授有郑天挺(字庆甡,福建长乐人,1900 年生),逻辑教授有屠孝实(字正叔,江苏武进入,1893一1932 年)。数学教授有赵淞(字雨秋,四川阆中人,1896年生)、罗惠侨等。
    
    北大还设有国学门研究所(第三院),由沈兼士担任主任,招收研究生,并聘请钱玄同、徐炳昶、陈垣及朱希祖担任导师。该所搜存明清大内档案极富,整理研究颇有成绩。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第一院,由李大钊担任馆长,在北京各大学图书馆中藏书之富,也是首屈一指。
    
    这四年是旧北大的全盛时代,当时在北京出版界和报刊论坛上,空气也最为活泼。北大教授们办的刊物,有《语丝》、《猛进》、《现代评论》。文艺界的左翼和右翼,时常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展开论争,引起全国的注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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