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加入会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72 次 更新时间: 2006-06-14 20:25:03      添加到我的收藏
当前位置:首页 > > 阅读文章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顾颉刚
标签: 蔡元培

    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 4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YX。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学家何燏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 “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YX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YX,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裤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YX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 本文责编: frank
寄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凡本网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作者本人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网,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战略与管理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中国战略与管理网不拥有该文版权。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即指出,本网即予改正。